原标题：大运河考古十年成果丰硕，标记江苏历史变迁和文明演进
循迹江淮，“运”转千年有遗珠
江苏境内的大运河相关文化遗产点极为丰富，江苏考古在大运河干线及重要支流区域开展了大量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从珍贵文物到遗址遗迹，每一项发现都如同耀眼明珠，串联起大运河辉煌的历史篇章。今年是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10年间，大运河考古有哪些引人瞩目的发现?这些考古成果又如何反映沿岸城市的发展变化和不同地域的互动交流?
大运河是人类史上水利工程杰作
“大运河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水利工程杰作。”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中国大运河如此评价。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副所长李云鹏认为，中国大运河上水利工程类型丰富、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传统水利工程类型，堪称一座古代水利工程的“博物馆”。
“淮安城因末口而起，繁荣至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可以说末口是淮安城的原点。”淮安古末口遗址博物馆内，讲解员绘声绘色地讲述着这里的历史。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所长胡兵告诉记者，2017年7月，考古人员在古末口遗址附近一地块发现了部分砖结构墙体，后被认定为宋代邗沟盘粮过坝码头遗址。
如今，古末口遗址博物馆内陈列着在遗址发掘出的4处砖墙体结构，分别为闸坝和码头等设施。“这段遗址反映了宋元时期的闸坝水工技术，填补了古末口没有遗存的空缺，也填补了淮安2500年的城市发展史。”该馆馆长靳渊说。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水利专家陈瑄开凿清江浦连接淮安与淮河，此后南北行驶的船只便很少经过末口。“在春秋至明代2000年左右的时间内，末口连接江淮这个中心原点没有改变。”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与水利遗产专委会会员、淮安市政协特聘文史专家戴甫青说。
明中期以后，末口逐渐被废弃，来往船只由清江浦入淮河。清口处于大运河与淮河交汇处，黄河夺淮后，淮安清口以下水患频繁。明清两朝有“清口通则全运河通，全运河通则国运无虞”之说，可见清口的安危关系漕运能否畅通。明代治河专家潘季驯提出“蓄清刷黄”的治河主张，明清两朝先后在清口建设了一系列的水利工程，使清口枢纽同时具备了御黄、济运、保漕等综合功能，也衍生出来古碑刻、镇水铁牛等诸多遗迹。
如今，“清口枢纽遗址”石碑矗立在古运河边。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祁小东介绍，2020年—2023年，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组织专业队伍，开展清口水利枢纽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对大清口遗址周边区域20多处遗产点进行了调查勘探，新发现古遗址5处，分别为甘罗城遗址、明万历运道与通济闸遗址、清康熙旧运河与天妃闸遗址，人们对清口运河枢纽的复杂演变有了一系列新认识。
大运河上的水闸是保障大运河安全、稳定运行的重要设施。曾被誉为“江北第一闸”的拦潮闸位于仪征市区南侧，是大运河水系中仪扬运河真州段故道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周赟介绍，2023年，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仪征市博物馆联合对仪征市南门大码头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较全面地揭示了拦潮闸、仪扬河故道、玉带河等历史原貌。
运河带来两岸城镇的兴盛繁荣
大运河的开凿，使两岸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如果沿运河进行考察，不难发现运河城市及沿线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非运河城市。”《中国漕运史》作者、淮阴师范学院教授张强说。
扬州位于大运河与长江的交点，是因运河而兴的城市，于唐代中晚期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当时谚称“扬一益二”。自2022年起，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对该遗址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睿介绍，发掘成果显示，唐代扬州子城南城墙和罗城北城墙并非一道城墙。与唐罗城城池位置相关的河道有春秋吴邗沟、汉代运盐河等，该遗址的发掘工作对扬州城市规划和运河历史变迁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淮安因运河而起，因漕运而兴，演绎过“南船北马，九省通衢”的繁华。10年来，多处遗址的发掘，可折射大运河淮安段数百年沧桑变化。2021年—2022年发掘的板闸遗迹，反映出该镇因经济发展由中心逐渐向外扩张的过程。2022年发掘的庆成门遗址，展现了宋代到明清淮安城门、城墙的营造技术。2022年—2023年清江浦区石塔湖周边A地块考古发掘，共清理房址98座，其中有沿街商铺和普通民居，路网纵横交错、四通八达。2023年发掘的淮安区新路遗址形成于明代晚期，是一处典型的街巷类遗址，反映了该地因漕运而来的商业繁华。
运河还极大地带动了沿岸区域的物资交流和商业流通。太湖和钱塘江地区的漕粮、贡赋，甚至两广地区的物资，都由运河送到北方各地；北方的物资经江北运河过江南运河转输东南江浙一带，因“运”而兴的城市也成为南北的商埠重地。
2020年，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推出作品《大运河漂来紫禁城》，书中介绍了紫禁城与苏州的密切联系。明清时，金砖只铺设在皇家建筑室内。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管理办副主任沈梦婷介绍，清代金砖烧制兴盛时，苏州有72户人家、78个窑址为皇宫烧制金砖。陆慕元和塘古窑址位于苏州相城区元和街道元和塘两侧，南宋时的皇家陶器、明清时运往北京的金砖都是由此处烧制，并通过运河运输。不仅是南宋时期的“平江官窑”，元和塘古窑遗址还是目前苏州已发现的古窑遗存中分布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面积最广、保存最完整、等级最高的窑业遗存。
镇江京口闸处于长江下游南岸，长江与大运河在这里交汇，由此成为历代千里漕运的“咽喉”。镇江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霍强介绍，考古队于2011年—2014年对该地区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探明京口闸遗址范围及相关的文化地层、遗迹分布情况，其中从元代地层中出土的祭祀供器数量之多、器形之大，在之前的考古中均未出现。
近年来，江苏考古除了发现东台缪杭遗址、大丰后北团遗址等不同历史时期的盐业生产聚落，还发现了大丰丁溪、东台西溪等串场河沿线淮盐运输管理类遗址及仪征拦潮闸淮盐入江稽查征税类遗址。“淮盐通过串场河与大运河之间的水系，或南下入江行销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或通过大运河北上进入中原，两淮盐业与大运河共兴共荣。”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陈刚说。
运河有力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苏州黄泗浦、樊村泾等港口遗址证实大运河连接了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力促进了文明交流互鉴。”6月22日晚，在“何以中国·运载千秋”网络主题宣传活动“江苏时刻”环节，省文旅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拾峰说。
黄泗浦遗址位于张家港市，入选“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现在的黄泗浦距离长江约14公里，但是在唐宋时期则临近长江喇叭口的位置，有着通江达海的有利条件。从黄泗浦遗址中发现的唐代寺院等遗迹，证实这里是唐代高僧鉴真第六次东渡日本的出发地。
“黄泗浦港是唐宋时期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地。”张家港博物馆馆长钱峻说，南北各大瓷窑产品和丝绸、茶叶等珍贵商品通过运河或长江经过此处，被运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等地，让黄泗浦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之一。
南京大学的两次考古发现则为江苏省找到了极其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遗产点。如东国清寺为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天台宗第十祖、著名法师行满于唐元和年间所建。唐开成三年，日本第十三批遣唐使在如东国清寺登陆，在寺内停留了半个多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贺云翱介绍，2017年至2018年，南京大学对国清寺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唐晚期和宋代的建筑遗迹以及遗物。其中最下层的三大殿建筑台基遗迹及唐宋时代石雕莲花纹座、宋代墨书“国清(寺)”瓷器等遗物，证明这是如东国清寺遗存。
2022年3月，南京大学对如皋徐家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发现唐代一运河遗迹。唐开成四年，日本遣唐使团中的僧人圆仁到中国求法，其一行从淮南镇大江口(长江口)至如皋镇，后北上扬州。在他们去如皋的途中，经过了“掘沟”。根据遗址出土的唐代瓷瓶等文物，这里的古运河遗迹，正是隋炀帝时期开挖的“掘沟”遗存。在徐家桥遗址的西边，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处与西汉时期吴王刘濞开凿的“运盐河”有关旧址，为探明西汉时代运盐线路提供了重要线索。
元代，太仓番商云集，外通日本、高丽、琉球等地，号称“天下第一码头”。经2016年初至2017年底的考古勘探、发掘工作，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出土了以龙泉青瓷为主的遗物150余吨，证明了樊村泾是元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集散地之一。
如今，淮安大运河板闸遗址公园、掘港国清寺遗址公园、黄泗浦生态公园等都已建成开放。“这些遗址公园为人们提供直观了解历史文化的场所，能促进公众对历史、文明发展的认识和理解，使珍贵的历史遗产和文化内涵得以传承。”贺云翱说，“同时，这些公园有助于提升所在城市的文化形象和品质，丰富城市的文化内涵，打造独特的城市名片，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