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的《永乐大典》“合古今而集大成”，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类书，文献、文物、艺术价值极高。然而这一旷世宏编的正本至今下落不明，重录于嘉靖之末的副本也星散飘零，万册巨帙迄今仅剩400余册及部分零叶，存世量不及原书4%，且分散于8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公私藏家手中。其中，国家图书馆收藏有224册，占存世《永乐大典》的一半以上。
为了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与上海鲁迅纪念馆共同主办的“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展”在上海首展，通过近100张历史图片、78件(组)实物展品，呈现这部中华典籍的沧桑历史和当代价值。
正本不知其踪，副本屡遭厄运
永乐六年(1408年)冬，《永乐大典》告成，计22877卷，目录与凡例60卷，分装11095册，共约3.7亿字。全书收录有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七八千种古代典籍，搜辑资料宏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所纳典籍基本保持了书籍的原始内容，极具版本价值，且多为后世佚文秘典。
《永乐大典》编修完成后，一直深藏禁中秘府，史料中仅有弘治和嘉靖两位皇帝真正翻阅过大典的记录。嘉靖四十一年秋，正式任命高拱、瞿景淳负责校理缮写《永乐大典》副本。重录工作于隆庆元年告竣，共耗时五年。重录本与永乐正本在内容和外观上几无二致。
随着时光流逝，诸多珍贵典籍相继亡佚。明嘉靖后，《永乐大典》正本不知其踪。副本早在明清鼎革之际已有佚失，后屡遭厄运，绝大部分被有近水楼台之便的官员盗窃，少数或毁于战火，或被劫掠。至清宣统元年，翰林院仅存64册，后拨交给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
也正因此，《永乐大典》作为“佚书渊薮”的价值日益突显。自明代中期至今，不同时期学者的辑佚工作从未停止，特别是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达到高潮。据统计，到乾隆四十六年，共辑出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总计385种4946卷。
之后，嘉庆、道光时期纂修《全唐文》及续修《大清一统志》，再次对《永乐大典》进行辑佚，这是清代官方对《永乐大典》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辑佚。
保护、回归、传播牵动学术界
《永乐大典》的散佚牵动着我国学术界。近现代以来，众多学者均为《永乐大典》的保护、回归、传播等奔忙。鲁迅就为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的建立及《永乐大典》入藏该馆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一代文豪，鲁迅还擅长古籍整理与研究，曾利用《永乐大典》对部分古籍进行校勘和补遗。本次展览特别展出了《鲁迅辑校古籍手稿》中相关书籍和商务印书馆1935年影印出版的《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这之中，《鲁迅辑校古籍手稿》第六函第一、二册《岭表录异》是鲁迅以唐宋类书所引校《永乐大典》本为基础作出补遗的；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的《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水经注》影印本，鲁迅曾于1936年7月通过三弟周建人购得一部。
现场还展出了一张商务印书馆捐赠《永乐大典》褒奖状。1951年，在出版家、教育家、爱国实业家张元济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将所属东方图书馆藏21册《永乐大典》捐给中央人民政府，由文化部文物局拨交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收藏。这批书钤有“涵芬楼”“海盐张元济经收”藏印，其中有4册为傅增湘旧藏，为郦道元《水经注》前半部分，与1958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赠送北京图书馆的4册《水经注》后半部分合成完璧。
本次展览中，内容与上海有关的展品亦引人关注。《永乐大典》卷2270“湖”字册，辑录《华亭县志》《松江志》等大量地方志中所载有关湖域的内容，如薛淀湖、唳鹤湖、顾亭湖等。薛淀湖一名淀山湖，位于现上海市青浦区。《永乐大典》卷3526“门”字册，辑录史料所载古代松江(亦称淞江、吴淞江)、娄江和东江“三江”介绍。永乐年间疏浚范家浜(今黄浦江外白渡桥至复兴岛段)，叶宗行献计“江浦合流”，“浦势自是数倍于淞江矣”，故有“黄浦夺淞”之说，黄浦江成为太湖水入海的主要通道，行船交通更加通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