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渔火，千里歌声。千年运河上，历史的轻舟漂过，穿越过千万百姓的烟火日常，也飘荡着戏曲的动人声韵。大运河江苏段，伴随着汩汩运河水的流淌，不同戏曲种类在这里诞生、交流、融合。百戏之祖昆曲，在昆山诞生；京剧源头的四大徽班进京，从扬州启程；从“滩簧”到锡剧，尽显江南水乡特色。戏韵悠悠，熏染着这方土地上的风雅生活，吟唱着一方文化与审美的传奇。
水路戏路，前世今生
在柴油马达的“突突”声中，运河水流拍击着船头，这是锡剧名家王建伟(小王彬彬)记忆里依然清晰的一幕，“那时我们常去苏北八圩、江都演出，都是船只出行。一路上，演员们在船中悠然自得地观赏两岸三三两两的农舍、岸田，或春天的桃红柳绿，别有一番情趣。”
锡剧名家王彬彬出生于常州金坛，后来以“彬彬腔”蜚声大江南北。在王彬彬的故乡，丹金溧漕河与大运河相通，它穿越金坛流入思湖。王建伟回忆，改革开放前，与父亲一道参加剧团演出时，乘船出行并不少见。
锡剧是江苏的大剧种，它覆盖整个江南，影响力涉及苏中甚至苏北。清末，无锡滩簧(锡剧早期的称谓)小戏已在苏南盛行。这种三两人组成的小戏班，在农闲时分穿梭于无锡、常州、苏州乡下一带，或旷野、村头，或会场、茶坊坐唱。由于通俗易懂，唱词贴近民众生活，所以深受百姓喜爱。王建伟说，江南水乡河道很多，艺人们常搭乘船只来往于各乡镇之间。“运河勾连了苏、锡、常与镇江，特别是运河在无锡穿城而过，滩簧逐渐发展成锡剧，运河起了很大的作用。”
戏曲界历有“水路即戏路”的说法。江苏省戏剧家协会原主席、著名戏剧理论家汪人元告诉记者，“戏路”指戏班演出路线与活动区域；“水路”指重要的交通水道。水路带动经济文化发展，也形成戏曲活动的聚集。
昆曲、扬剧、锡剧、淮剧、柳琴戏、徐州梆子……江苏戏曲种类繁多，而在江苏，“水路即戏路”的特点尤其鲜明。其中，昆曲的诞生，与大运河的关系匪浅。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朱栋霖告诉记者，明清时期，大运河使得北方和西南的货物在苏州交汇，刺绣、裱画、乐器、首饰、仿古、造酒，三百六十行，这里应有尽有。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文人才俊参与到与文化艺术相关的商业活动中，戏剧活动也就自然而生地繁盛起来。
汪人元介绍，昆山腔的诞生，最初以南戏流入昆山，结合当地语言与音乐而成，后来在文人魏良辅(初习北曲后研南曲)、张野塘(善弦索、北曲)等人总结了北曲成就，吸取了海盐、弋阳等腔长处，对昆腔进行改革，使其由“率平直无意致”声腔，变成了委婉细腻的“水磨腔”，尤其是梁辰鱼用昆腔创作了传奇《浣纱记》，影响日增，逐渐从吴中扩展到苏浙各地，形成“四方歌者皆宗吴门”的格局，一跃而成明代四大声腔之首。
“江苏戏曲是与江苏整个历史、地理、文化的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汪人元说，“江苏气候宜人，物产丰富，鱼米之乡，交通便利，南京还是六朝古都，清代政府曾在扬州设局改戏，汇聚全国八方戏曲决非偶然，百戏之师的昆曲，在昆山诞生；京剧源头的四大徽班进京，从扬州启程，也有其因。”
“徽班进京”这一事件，被认为是京剧诞生的起源。这和江苏大运河又有什么关系呢?
“明清时期，当时的一些主要戏曲活动，都曾与大运河这条黄金水道发生过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苗菁告诉记者，以演唱“二簧调”为主的徽班，发源于安徽南部，而扬州盐商中就有很多来自徽州，喜爱家乡戏。所以，徽班在进京前，实际上在扬州接受了一段“艺术提升”的过程。后来，借助为乾隆做寿的机会，徽班从扬州出发，沿着大运河进入北京城，在与其他声腔同台献艺中，相互竞争，逐渐吸收、融合了其他声腔的精华，形成京师梨园的新面貌，催生了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国粹京剧。
包容创新，百戏争鸣
商贾辐辏，百货骈阗，舟船迤逦。大运河串联起的是一个广泛流动、开放包容的文化交流空间。
在传统戏曲演出里，“跑码头”是行话。苗菁告诉记者，“所谓码头，有水码头、旱码头之分，总之就是要去人多的地方演出。”苗菁研究发现，“明清时期，大运河是一条最重要的戏曲传播交流通道，这就是当时文化传播交流的‘高速公路’。沿着运河，北方的戏曲传播到南方，南方的戏曲也传播到北方。”
苗菁以清代的扬州为例，这座运河边的著名城市，曾一度聚集了各种声腔，除昆曲外，还有来自各地的声腔，如弋阳来的高腔、句容来的梆子腔、安庆来的二簧调，还有湖广来的罗罗腔等。“将如此丰富的南北戏曲吸纳于一城，除了北京，当时全国没有第二座城市能够如此，这显示了扬州非凡的经济实力与文化容纳力。”
“大运河是明清时期戏曲从苏州、扬州这两座城市向外传播的重要渠道。”汪人元介绍，比如昆剧艺人多从苏州北上，在京剧形成时期，艺人也多为苏州、扬州地区人。如梅兰芳祖籍是泰州，周信芳出生于淮安，“通天教主”王瑶卿祖籍淮安，京胡名家徐兰沅祖籍苏州吴县，昆曲名家俞粟庐(俞振飞父亲)是江苏娄县人，京城学戏者“大半是苏、扬小民”，多与运河有关。
汪人元还注意到，“同光十三绝”这组光绪年间的著名绘画，是沈蓉圃所绘彩色剧装写真画，记录当时徽班进京后对京剧诞生具有奠基功业的十三位著名演员。除安徽籍外，许多都是江苏人，如小生徐小香是苏州人，旦角梅巧玲是泰州人，旦角时小福是苏州人，昆旦朱莲芬是苏州人，丑角杨鸣玉是扬州人。
“包容和创新”，这是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秘书与写作教研室主任王珏用以形容的江苏大运河戏曲特色。“大运河沟通了南北交通，促进了贸易繁荣，运河沿岸也汇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客商。为了笼络这些语言庞杂、审美各异的观众群，取得更高的票房，江苏的戏曲就要学会包容，包容实则就是最大的创新。”
王珏说，江苏戏曲包容性体现在音乐上，就是一种“南腔北调”的特色，语音上突破方言，力使南北观众都能听懂。例如，昆剧源于吴方言区，起初昆曲的唱词与宾白用的是中原音韵。但是现在看到的传统昆剧中, 丑角的宾白里既有苏州话又有扬州话，比如出现扬州话常演的剧目有《红梨记》中的《醉皂》、《儿孙福》中的《势僧》等。“江苏的戏曲一直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存在着，这种开放的姿态使得江苏的戏曲海纳百川，最终成为影响力深远、演出范围广的大剧种。”
这种包容性，是大运河包容开放的地缘性所赋予的。“首先，江苏的戏曲是沿着大运河这条黄金水路向外部进行传播；其次，戏班和演员也是通过运河辗转于各地，这就有利于运河沿岸各个剧种间的互动、融合。”王珏分析，江苏戏曲大致有三个时期的对外传播影响力较大。首先是乾隆南巡时期，加快了昆剧和徽班沿运河北上，为京剧形成奠定了基础；第二次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徽班南下，促成了以上海及杭嘉湖地区为核心的南派京剧的发展；第三次是20世纪前半期，江苏的锡剧、扬剧、淮剧等地方戏沿运河及其支流水系对外延伸，后进入上海发展。
一河一生，一代一情
大运河是一座流动的文化记忆宝库。江苏戏曲众多剧目之中，有没有和运河或其他水路相关的内容?王建伟回忆，锡剧创作过明代抗倭题材的《克宝桥》，反映日本海盗浪人在沿海地区窜入我国运河一带骚扰、掠杀江南民众，县令王其勤令子王克宝筑城坚守，因子违反军令被斩。这是一出颂扬不屈民族节气、感人至深的地方剧目。
戏曲《白蛇传》大家耳熟能详。王珏告诉记者，其实这个著名IP也经由大运河催生塑造。《白蛇传》也叫《雷峰塔》，这个故事里涉及的三个城市杭州、苏州以及镇江，都是大运河沿岸的城市。清代的方成培所作的戏曲《雷峰塔》本就是为乾隆南巡所准备的。这个故事展现出了明清大运河两岸社会生活的风貌，选择杭州、苏州和镇江为故事发生地，也是为了让往来于大运河上的客商以及生活在这里的百姓更有亲切感。“大运河沿岸是重要的戏曲消费市场，以这里人们熟悉的大运河两岸重要的贸易城市为背景创作出来的故事，更容易拉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博得他们的好感。”
运河岸边，戏曲与生活，向来如这般息息相关。王建伟告诉记者，无锡三里桥是运河边鼎鼎有名的米市码头，运河沿岸人来人往，商铺林立，各地客商也纷纷云集于此，洽谈生意。茶馆老板为了吸引顾客，便邀请滩簧艺人进茶馆演唱。光绪三十二年(1906)，无锡商民出资创设的庆仙戏院，是无锡第一个茶园式的戏曲剧场，而运河小岛西水墩有内外两个戏台。据说，这两个戏台是无锡百姓为纪念历史上的两个县令所建造的。一位是明朝的抗倭领袖王其勤，另外一位是清朝率领民众消除水患的刘五纬。即便到了现在，每逢节假日，总有结群而来的社团演唱锡剧，娱乐生活、欢愉情怀。
也正因此，许多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戏曲名家，都对运河有着深深的记忆。沿运河巡演的盛况，王建伟至今记忆犹新。“我有次随父亲演出到江阴乡下，船渐近码头，只见乌压压的人群聚集坡岸，‘欢迎王彬彬来演出’的广播声、鞭炮声震耳欲聋。”
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张继青也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她开始“跑码头”。当时从苏州去宜兴一带丁山、蜀山等地演出，没有什么交通工具，都是靠坐船。“一般晚上演出结束以后，我们就拆台、装箱。搬运工用不起，就是团里员工自己搬。坐的船白天装石灰，晚上运我们。”
一代又一代戏曲人沿着运河演出的记忆，还有这片广阔土地上百姓对戏曲的热爱，如今已沉淀为江苏戏曲的深厚内蕴，散发着更加鲜明的特质。这种开放包容、创新创造的精神，也一直体现在江苏当代戏曲发展上。
青年昆曲演员张争耀扮演的书生沈复，站在一艘小船上，从小河远处而来，然后上岸、进府，昆曲《浮生六记》的故事也由此徐徐展开……这两年江苏新打造的实景版《浮生六记》，观众可以站在河边身临其境地看戏，创新精神正沿着时代蜿蜒流淌。
更多叫好又叫座的新创剧目涌现出来，更多的戏剧交流互动此起彼伏。戏曲百戏盛典已连续三年在江苏昆山举行，这台戏曲盛会，共实现了全国348个剧种同“台”展演的“大团圆”，激发着戏曲传承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