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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 让古籍真正“活”起来

  浙江在线5月7日讯(记者 李娇俨)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提纲挈领地从完善古籍工作体系、提升古籍工作质量、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得到了浙江省古籍工作者的积极响应。

  多位专家表示,《意见》的出台,将浙江古籍人的热情再度点燃。他们就如何让古籍事业在新时代焕发活力,提出了真知灼见。

  扎根本土 发挥特色

  浙江文化积累丰厚,古代典籍众多。如何找到通往这个灿烂文化世界的阶梯?古籍的整理研究是最重要的一步。

  近年来,浙江省古籍整理图书的数量和质量均居全国前列。由浙江图书馆、浙江师范大学合纂的《浙学未刊稿丛编》(共五辑)收录浙学未刊珍稀稿抄本413部,让深藏于阁楼的珍贵古籍再现光芒;《浙江历代进士录》项目,通过浙江自隋唐以来活跃在全国各领域的万名精英人物,向世人展现江南文化的优秀基因;《吕祖谦全集》《沈括全集》等首次辑全浙籍古代思想家的存世之作,被各大图书馆收藏……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涌泉表示,学术与普及是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两翼,二者相辅相成。大学毕业后,张涌泉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回到故乡,为义乌文化馆的4万多册古籍整理编目。

  《意见》的印发,让张涌泉这样伴随着古籍整理成长的学人深感振奋。他认为,浙江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非常好的基础,不仅有专门的古籍出版社,科研院所中也有不少古籍整理研究机构。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缺少古籍整理方面的统筹协调机构、系统性规划不够等。

  “《意见》提出要‘加强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推进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我省应建立省级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打造浙江古代典籍大型书库,为振兴浙学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编纂‘浙江经典精品丛刊’系列,打造代表浙江学术的精品力作;编纂《浙江文史读本》系列普及读物,发掘提炼浙江历史文化中的精华、经典,让它们走进广大人民群众。”张涌泉说。

  多种方式 活化利用

  以多种方式对古籍进行活化利用,也是新时代古籍工作的独特要求。

  在宁波,历经450余年风雨依然屹立的天一阁,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如今,天一阁最珍贵的典籍,依托数字化手段得以和读者近距离“亲密”接触。

  登录天一阁博物院古籍数字化服务平台,一部分已完成数字化转换的历代方志、家谱、科举录等典籍,能够任意浏览查阅。目前,网站的阅览量超411万页。天一阁博物院院长庄立臻告诉记者,博物院还特别开设了古籍阅览室,读者可以在阅览室电脑上查阅已经扫描好的古籍,实现新时代古籍的藏用并举。

  “《意见》的出台,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古籍工作的高度重视。”庄立臻说,《意见》中提出要“推进古籍数字化”“加大古籍宣传推广力度”,这些年,天一阁博物院一直致力于古籍的数字化存储和重生性修复。天一阁古籍修复技艺2021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同时,不断创新古籍的普及传播方式,如已举办3期的“天一夜读”活动,把馆藏古籍通过多元艺术手法进行解读,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古籍中的文字之美、艺术之美、意趣之美;线上直播的“天一阁古籍修复云围观”活动,观看量达100万;官方公众号上开放的“天一阁古籍修复技艺”课程、“大美古籍”体验活动等让更多年轻人对古籍产生浓厚的兴趣……

  “推进古籍活化利用,让古籍的价值充分发挥;要用更新颖、直观、生动的传播方式,让古籍里的文字、文化、精神都‘活’起来。”庄立臻说。

  培养人才 引来活水

  人才,是古籍工作的源头活水。

  在浙江古籍出版社已工作12年的责任编辑路伟,毕业于浙江大学中国文献学专业。经他之手,一本本古书得以和读者见面。

  《意见》指出,要“强化古籍人才培训”“加强古籍整理研究机构力量”“加强古籍专业出版队伍建设”等。古籍工作,需要研究者、整理者、编辑等协同合作。在浙江,这些力量正积微成著。成立39年的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两浙作家文丛”“浙江文丛”等备受关注;浙江大学拥有全国高校古委会直接联系的古籍研究所,以及全国仅有的5个文献专业之一,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送古籍专业人才。

  “工作40年来,我见证着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的成长。”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王云路说,古籍研究所的科研团队由老中青三代组成,并逐渐形成研究特色,在楚辞学、三礼经学、中古汉语、职官科举制度、敦煌语言文字、海外汉籍等方向上,贡献了一系列在学界举足轻重的大部头专著。古籍所的大型古籍整理项目“中华礼藏”正在积极推进。

  不过,我省也存在古籍整理人员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张涌泉认为,要重视古籍学科专业的建设,提升古籍学科专业的地位,才能吸纳更多的人才。“《意见》提出要‘推进古籍学科专业建设’,希望省有关部门能设独立的古籍整理学科门类,或把古典文献学从图书情报学独立出来,各级科研项目的评审、评奖设置专门的文献学门类,提高古籍整理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张涌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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