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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增加逾千万人 浙江人口增量全国第二 吸引力何在

  人口数量与结构的变化,可以反映一个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日前,浙江省统计局发布浙江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七普”)分析报告。数据显示,浙江常住人口数量居全国第8位,流动人口数量则高居全国第2位。

  十年间,浙江对人口的吸纳和承载力如何?就业趋势走向何处?在一个个数据中,一幅横跨十年的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素描图,勾勒成形。

  人口增量居全国第二

  浙江的人口增量,有点“惊艳”。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六普”)相比,十年间浙江共增加1014.07万人,年均增长1.72%,平均增长率比全国(0.53%)高出1.19个百分点。

  这一增量仅低于广东的2170.94万人,居全国第二;人口总量则超越安徽和湖北,从全国第10位上升至第8位。

  谈人口变化绕不开经济。浙江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分析,浙江GDP从2010年的2.74万亿元跃升到2020年的6.47万亿元,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人口流动更加活跃,持续向四大都市区和经济发达地区集聚。

  事实的确如此。从人口数据看,杭州、温州、宁波、金华等地,人口总量排在全省前四;与2010年相比,杭州、金华、宁波和嘉兴四个市,人口增速最快,分别为37.19%、31.50%、23.65%和19.98%。

  作为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沿海发达省份之一,浙江对人口具有强劲的吸纳和集聚能力,2000年以来人口密度持续提高。2020年,浙江省人口密度达到612人/平方公里,比全国平均水平(147人/平方公里)高出465人/平方公里,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16倍,位列上海市、北京市、天津市、江苏省、广东省和山东省之后,居全国第7位。

  而在由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等六市组成的环杭州湾城市群,人口密度更甚。“七普”数据显示,环杭州湾城市群人口总量占全省的56.59%,人口密度达到786人/平方公里,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174人/平方公里。其中,宁波、嘉兴两市人口密度分别达到958人/平方公里、1275人/平方公里,成为人口高集聚区域。

  “浙江沿海地区和浙北区域的人口集聚比较明显。”浙江大学人口大数据与政策仿真(工作坊)研究基地主任米红解释,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得这些城市对周围地区产生了较大的辐射作用。

  5个常住人口中2个是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变化,折射地方发展动向。在浙江,这一群体数量逐年增加。2020年,浙江省常住人口中流动人口为2555.75万人,比2010年增加693.88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9.58%,即每5个常住人口中就有2个是流动人口。

  值得一提的是,与2010年相比,省外流入人口受教育程度逐步提高,尤其是大学专科及以上高学历人口,从2010年的45.3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146.8万人,比重从3.91%上升到9.22%。

  而从年龄结构看,省外流入人口多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比如2020年,1618.65万的省外流入人口中,16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就有1411.35万人。

  “大量年轻人口流入,有效减缓了浙江人口老龄化速度。”米红表示,浙江地处长三角,也是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互联网和实体经济等产业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这些省外流入人口都来自哪里?超过一半集中在皖黔豫。数据显示,2020年,浙江省外流入人口来源地居前三位的省份分别是安徽、贵州和河南,流入人口分别为313.88万人、282.75万人和246.59万人,分别占全部省外流入人口的19.39%、17.47%和15.23%。

  那么来浙江的人,都去了哪儿?杭州、宁波和温州吸纳的省外人口最多。得益于经济体量大、就业机会多,2020年光这三个市就吸纳省外人口863.20万人,占全部省外人口的53.33%。

  人口有进也有出。2020年,浙江外出省外人口共236.22万人,其中,温州、台州和丽水三个市共有出省人口126.73万人,浙南三市占比超一半,温州外出省外人口为72.45万人,可谓一枝独秀。

  “浙江的流出人口多为‘投资式流出’。”米红解释,温州有经商传统,这些人积极走出去,活跃在国内外,造就了浙商、温商遍天下的格局,也彰显了浙江民营经济的活力。

  居民居住条件得到改善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随着人口的迁移流动越来越频繁,再加上婚姻观念的改变和生育成本的提高,“单身贵族”和“丁克家庭”迅速增加,家庭代际关系简化,“一代户”占据主导。

  “七普”与“六普”资料对比显示,浙江省“一代户”比重上升迅速,从2010年的48.23%上升至2020年的58.86%。

  “一代户”成主流的同时,浙江居民的居住条件也在改善。2020年,浙江家庭户的户均住房面积为111.27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为46.16平方米,住房面积较为宽敞。

  “居住环境提升的背后,是流入人口对浙江公共服务水平的期待。”米红说,如今,人们来浙江,已经从单纯挣钱转为家庭全面发展,因此浙江还要在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上发力,让他们想来,更想留下来。

  这些年,随着浙江产业结构的优化提升,就业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无论从就业人口结构变化,还是GDP结构变化情况来看,大体呈现一产降、二产稳、三产升的趋势。”浙江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分析。比如,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从2010年的1269.40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1957.00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从37.87%上升到50.74%,同期第三产业GDP占比从43.56%上升到55.76%。

  而在就业中,高学历就业人口大量集中在杭州等大城市。以杭州为例,其以占全省18.76%的就业人口数,拥有占全省34.22%的大学本科学历、56.98%的硕士研究生学历和65.42%的博士研究生学历就业人口。

  “这和杭州的产业布局息息相关。”米红说,杭州等大城市集中了较多的高技术企业、新经济业态企业,能为高学历人才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因此“马太效应”明显。

  拉长坐标体系,这些人口变化,也彰显着浙江经济社会的变迁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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