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至今25年，其间世界发生巨大变化，“一国两制”实践也在曲折中前进、调适、磨合。此时，我们对于香港，对于“一国两制”的理解和认识都应更新完善，以更宽阔的思路迎接“一国两制”的新阶段。
理解中国、理解世界，才能更准确地理解香港。
首先，理解香港，应先理解中国的变化。
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已经25年。如果抛开中国改革开放40年、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抛开中国所发生的深刻社会变迁、制度变革和全方位进步，便无法完整认识和准确理解香港的当下和未来。在认识香港的今天并展望它的未来时，一定要回到国家本身的发展、变化和进步。
其次，理解香港，也应理解世界的变化。
不仅香港是高度国际化的城市，今天的中国内地同样高度融入世界，如何理解中国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如果离开风云变幻的世界，便不能准确认识香港的定位、功能、价值和特点。今天，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大业进入第二个一百年，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桥梁和通道的香港也正处于这两个百年的交汇之中。理解这些变化，才能准确而深刻地理解香港。
香港的国际化程度仍是内地城市无法比拟的。此外，香港还是中国继续和加大对外开放的重要通道。只要中国继续对外开放，香港的独特性就一直存在。
最后，理解香港也一定要理解其所处的时空背景。如果不从香港本身的社会结构、文化特点、急剧变迁和深层矛盾入手，不去厘清这些问题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便不能理解好香港、治理好香港。
所以，香港的繁荣稳定和良政善治，应从多维度、多层次来实现。首先，应多角度来理解香港。从国家层面看，香港是“一国”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规划与治理应从国家大局出发，从国之大者着眼。社会层面，香港是一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需要按照现代化的城市管理方式来治理。经济层面，香港本身是连接中外的一个大市场，相关的规划也应充分体现其特色。文化层面，香港是中西文化、中外文化(包括与周边、东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交汇区，文化多样性是其特点。政治法律层面，香港是“一国”之下“两制”中的“另一制”，既不与内地一样，也与回归前有所不同。因此，除了保证香港繁荣稳定外，保持其经济上的竞争力，国际上的平台与桥梁作用，文化上的独特性，政治法律上“一国两制”的守正创新，都很重要。香港是一本要在更长的时间、更广的空间里去认真读的书。
此外，有关“一国两制”，有几个要点应再次认真理解。
首先，应全面理解和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一国”是大前提。“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12个字并不是平行关系，而是按层次递进的。“一国两制”，“一国”在上，“两制”在下。从回归之日起，香港就已经由中国全面恢复行使主权和治权，从彼时起，香港就应在“一国”这个大前提下来治理，而不是涉及国防外交之外在港的一切事务，都只是“香港那一制”的事。事实上，在香港，凡是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等核心利益，涉及国家的基本制度、宪法、《基本法》原则和国家尊严的，都在“一国”范畴，当然也包括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并不是以深圳河为界。
“港人治港”，是在“一国两制”之后，以“一国两制”(即中国政府必须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并因此落实一国原则)为重要前提的，当地事务由港人自己治理。这一表述首先指香港不再是“英人治港”，这就防止了英国一些人当初试图搞“主权换治权”的图谋。邓小平先生曾讲过：“我们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能继续让外国人统治，否则香港人也是决不会答应的。”“港人治港”也是指由香港本地的中国人行使管理香港的权力，但这里除了“一国”这个大前提外，小平也明确指出，“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换言之，即使“两制”下的“香港这一制”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变，但是参与治理的人必须是爱国爱港的中国人，这是原则问题。
高度自治，是放在“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之后的。“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这也是原则问题。小平曾说过，不赞成“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回归以来香港经历的几次大的挑战，尤其是2019年反中乱港势力以修例为借口掀起的回归以来最大一次对国家主权和“一国两制”的挑战，充分说明了高度自治不代表国家在重要时刻、重大问题上不能出面干预。“不能笼统地担心干预，有些干预是必要的。要看这些干预是有利于香港人的利益，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还是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其次，“五十年不变”是指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以及今后的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而不是什么都不变。
这里的“不变”不是不发展、不进步、不与时俱进。“一国”原则下继续实行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不意味着就要默认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更不是默认陈旧的甚至家族式、官商勾结式的治理。即使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香港很多人习惯于对标的英国，1945年以后也花了很大精力、财力，通过各种社会政策搞福利和保障，而不再是当初那个贫富悬殊的英国。即使与东亚各经济体比较，香港也不能停步不前，尤其在社会分配、社会福利领域，香港还需要很多改进。经历了25年的“一国两制”伟大实践，人们应更清晰地认识到，香港必须要与时俱进，一些方面要保持，一些方面要赶上，繁荣稳定要保住，守正创新要开启。
与此同时，香港也有和国家其他行政区一样的共同属性，“特别行政区”绝不意味着事事都可例外。所谓“特区”就是要承认和发挥它的特殊性，包括它的潜力与特有优势，也包括在“一国”前提下“香港那一制”所应有的法律、权利、具体制度等，基本保持不变。但也有一些制度要随发展变化而不断修订和完善。如对于香港国安法的制定、颁布、实施，相关机构设立，再如对于爱国者治港原则在选举领域的具体落实。实践出真知，没有这25年“一国两制”的实践，包括其中遇到的问题与挑战，“一国两制”不会得到发展，也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
可以说，中国“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正在走出一条人类制度文明前所未有的道路。这种制度的新构想、新实践，实际上是几千年来中华文明中治理理念的延续、弘扬和创新，是对“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等理念的不断充实完善，而绝非零和游戏、丛林法则那一套东西。我们既要把这些治理理念在中国主权范围内实现，包括“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澳门(以及今后的台湾)，也要在理论上将其概括、提炼、升华，成为中国特色的制度建设和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经过25年的探索与实践，人们对“一国两制”的认识更加全面准确。香港“一国两制”的第二个25年，将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繁荣稳定，而是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进入第二个百年的伟大复兴历程中，做出新探索和发展，从守正创新的角度，对香港再认识，使香港再出发。使香港既能保持繁荣稳定，也能融入国家大局，还能奋进新一轮对外开放，并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理念、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互鉴的理念、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香港善政良治的多个层面去实践，并做出特有的贡献。对此，我们既要充满信心，也深知还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有待各方面携手达致。(完)
作者简介：
黄平，社会学博士(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91)，现为第13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科大特聘教授、中国社科院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并兼任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会长、中华文化交流与促进会理事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著作包括《未完成的叙说》《西部经验》《误导与发展》《我们的时代：现代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合著)、《本土全球化》《梦里家国：社会变迁、全球化与中国道路》《家国天下：中国发展道路与全球治理》 等。 主编过《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与地球重新签约》《公共性的重建》(上、下)、《中国农民工反贫困》(中英文)、《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CHINA REFLEXTED等，翻译过《现代性的后果》《亚当斯密在北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