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前的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700多名代表在那个草木蔓发的春天里，济济一堂展望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而在句容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内就珍藏着两件与中共七大有关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段焕竞、李珊夫妇的中共七大代表证，它们是至今国内发现的唯一夫妇俩同时拥有并保存完好的中共七大代表证。
两张代表证
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记者在茅山新四军纪念馆里看到，两张代表证均是长8.4厘米，宽6厘米，呈对折的竖方形，紫红绫布镶面，封面没有任何文字或标志。
打开后，左页上方横印“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下方竖印“代表证”和“第×××号”。右页上方横印参加大会代表的座号和姓名，下方中间横印两点“注意”，内页中间盖有椭圆形红色“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骑缝印。
李珊的代表证在印章的左侧盖有呈上下字序的红色“候补”两字。代表证的证书号码、姓名、座号均为手写，段焕竞的代表证号是“第六二二号”，座号是“22排14号”，李珊的代表证号是“第六六二号”，座号是“24排14号”。
2011年，江苏省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组鉴定其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突破封锁
5000里路的“小长征”
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代表们去延安历经千辛万苦，有的行程长达一年多，有的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赶去。而两张代表证背后，正是这样一段跋山涉水的信仰之旅。
对这段历史颇有研究的茅山新四军纪念馆馆长孙志军介绍，1943年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通知段焕竞、李珊夫妇等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并准备出席中共七大。当时段焕竞是新四军一师二旅副旅长，妻子李珊在二旅卫生部当教导员。
经仓促准备，3月中旬段焕竞夫妇带着一岁半的女儿苏淮从江苏省东台县大桥镇启程。从师部出发后，他们走了一整夜相当疲劳。天亮前，刚在涟水县西北约25里的大黄庄里住下来，就被“扫荡”的日寇包围了。段焕竞带领护送部队在村庄西北冲开口子，用密集火力掩护所有的人向西北方向突围，等到打退日军跟上大家的时候，才发现爱人李珊和孩子都不见了。没有想到第二天，地方干部把她们送了回来。原来，李珊抱着孩子跑不快，见三旅政治部主任卢胜受伤满身鲜血，便和卢胜一起在老百姓家里躲藏起来。敌人“扫荡”过去后，地方干部找到了她们。
1943年7月，段焕竞一家在新四军军部见到了代军长陈毅，陈毅曾劝他们说：“还是不要去了吧，路上太危险了！”但他们义无反顾，一往无前。
最终，凭着智慧和勇敢，段焕竞、李珊一行经过了20多道封锁线，穿越了800多里敌占区，途经10余处革命根据地，行程5000里，历时半年多，才从苏中抗日根据地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了中共历史上极具重要意义的“七大”。“他们突破重重封锁，历经无数劫难，今天看来犹似一段‘小长征’！”孙志军感慨道。
两条启示
指导独立坚持原地斗争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段焕竞是正式代表，李珊为候补代表。
多年之后，段焕竞在回忆录中总结“七大”对自己的影响，称“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对大家有很深的教育意义。他认为，毛泽东思想带给自己的启示是两条：一条是“实事求是”，另一条是“放手发动群众”。“后来传达‘七大’精神时，也很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我党力量，在我党领导下，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两条，对于我回华中苏北以后独立坚持原地斗争，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很有指导意义。”
战争年代，李珊专门做了一个皮挎包收藏夫妇俩的中共七大的代表证，随身背着，20多年里这两张代表证一直没有离开过她的身边，直到1969年逝世。段焕竞将军又把这两张中共七大代表证与家里的照片一起放在铁盒子里保存了起来。段焕竞去世后，子女们整理遗物时发现了这两张代表证，并将它们捐赠给了茅山新四军纪念馆。
1998年，段焕竞、李珊夫妇合葬于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内，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又回到了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如今，一丛丛红艳艳的杜鹃尽情怒放，簇拥在庄严肃穆的墓碑两侧。
“段焕竞、李珊夫妇的经历见证了新四军的发展壮大的历史，而这两张弥足珍贵的代表证记载了中共七大这一重要史实，更记述了代表们奔赴延安参加大会的艰辛历程。”孙志军表示，纪念馆将这两张代表证以及其他革命文物向社会陈列展示，就是要让更多人特别是青少年学生感悟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记者 陈志奎 陶立波 通讯员 沈君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