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千里淮河，不仅是中国重要的南北地理分界线，也是流淌着数千年历史的文化大河，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传承中华文脉，激扬创新活力，绽放时代新彩。本报约请专家学者撰写系列文章，力求从文明发展、治水智慧、名家思想、文化风情、品牌建设等方面，深入探究淮河文化的历史风貌、独特魅力与当代价值，助力擦亮淮河文化品牌，为皖北全面振兴提供文化动力。
文明的产生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淮河介于黄河与长江两大河流之间，是我国重要的南北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分界线。历史上的淮河流域，气候温和，水网密布，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优越的自然环境孕育了独特的淮河文明。淮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淮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淮河文明何以产生
淮河文明的起源与萌芽。从人类文明史看，文明的起源与河流关系密切。淮河流域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离不开淮河的孕育与涵养。历年考古发现构建了淮河流域较为完整的文化序列。距今9000年至70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文化、新郑裴李岗文化，安徽淮北小山口一期文化、石山孜早期文化，江苏泗洪顺山集文化，代表了淮河上中下游不同地区的史前文化。距今7000年至5000年的滕县北辛文化、泰安大汶口文化、定远侯家寨、蚌埠双墩、蒙城尉迟寺等遗存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淮河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分期框架和谱系研究。这一时期淮河流域是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和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等交流发展的重要场所，特别是大汶口文化，以强盛的态势向西扩张渗透，呈现出长期持续、稳定、大范围的特点。在距今5000年后，淮河流域形成了以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为主体，全域较为统一的文化格局，成为淮河流域史前文化高度统一的时期。
文字是文明的基础，也是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淮河流域的刻画符号是我国早期文字的萌芽。早在距今约9000年至7500年的淮河上游贾湖遗址，出土了刻划有符号的龟甲、兽骨、石器。新石器时代中期淮河中游的双墩遗址及侯家寨遗址发现的刻画符号，种类丰富，可分为较写实的象形图案和抽象几何符号。淮河下游大汶口晚期的蒙城尉迟寺和龙山文化晚期的高邮龙虬庄刻文，具有一定的表意功能。这些刻划符号贯穿新石器时代，广泛分布于淮河流域，组成了内涵丰富、形态各异的符号系统，是研究中国文字起源的重要线索。
淮河文明的融合与发展。淮河流域的交通枢纽地位推动了淮河文明的融合发展。合肥三官庙遗址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器形丰富，有钺、戈、铃、角形器等，是安徽地区目前出土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一批青铜器。这些铜器的工艺超出了认识中的同时代水平，在风格上表现出多样化来源，是淮河流域二里头时期的代表性器物。阜南台家寺、迎水寺遗址，以及凤阳古堆桥遗址铸铜遗物的发现，揭示出殷商时期淮河流域辉煌的青铜文化。特别是台家寺遗址，大型的房屋建筑，出土的青铜器，以及填埋坑内堆积的大量炉壁、陶范和炼渣，表明该遗址是淮河流域商代中晚期的一处具备青铜铸造能力的高等级聚落，这种具备铸铜功能的遗址，在郑州商城和殷墟遗址等商都之外并不多见，表现出淮河文明在商王朝时期的重要地位。
商周时期，皖南沿江地区的铜料通过淮河及其南北支流交织成的密集交通网输往中原地区，合肥、凤阳、阜阳、信阳皆是重要的节点，淮河在南铜北输的物料运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示了“淮水金道”的价值。西周时期，周王室在淮河流域分封胡、息、养、蒋等诸侯封国，维系周王朝势力对淮河流域的管理，淮河以南的江淮大部分地区则属于淮夷控制范围。中原周文化和淮夷文化相互影响，进一步推进了淮河文明的发展。随着春秋晚期楚国的扩张，楚文化遍及淮河流域，淮夷土著文化逐渐被楚文化吸收，并最终在秦汉这一文化整合期，融入中华文明。
禹会诸侯与国家的产生。远古时期，洪水泛滥，大禹为团结治水力量，与诸侯会盟。以蚌埠禹会村遗址为代表的一系列城址遗存的发现，为淮河流域进入文明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禹会村遗址揭露出了一座内外两重城垣的城址，面积至少50万平方米，这是目前淮河中游地区已发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城内分布有密集的人类生活遗存，外围散布龙山时代大量丰富的人类生活遗存。作为一处关键时期的关键城址，禹会村遗址成为研究淮河流域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支点，契合了大禹传说，印证了“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一历史文献记载。禹会村遗址发掘具有重要意义，“禹抑洪水，乘四载，遍九州，经验益广，交通益繁，玄圭告成，帝国乃立。”大禹治水，开启了我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历史，中国文明发展进入了新的篇章。
淮河文明有何影响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指出：“凡一国思想之发达，恒与其地理之位置、历史之遗传有关系”。文明的产生既离不开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反过来也对文明的特质产生影响。淮河作为古“四渎”之一，流经我国中东部地区。一望无际的平原，纵横交错的水网，塑造了淮河文明独特的气质，并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水利工程的兴建促进了流域经济的开发，淮河流域成为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区域。远古时期，大禹治水，使河水安澜，奠定了“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自然环境基础。芍陂等水利灌溉工程的兴建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解决农业灌溉问题，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在安徽寿县创造性建设了蓄水灌溉工程——芍陂(今安丰塘)，主要以淠河为水源，灌溉农田。几千年来，安丰塘成为这一地区重要的农业灌溉水源。良好的自然环境也促进了制陶业、漆器业等手工业的发展。淮河流域的彩陶、黑陶是新石器时期制陶业发展的典型代表。阜南月儿河青铜器中的高浮雕纹饰制造体现了商代南方工匠的创新。楚式漆器达到了漆器工艺的高峰。界首的彩陶、扬州的漆器至今仍是重要的出口工艺品。
淮河流域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繁荣，诸子学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源头。经济的开发为思想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诸子学应运而生，“其时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皆渐发生。《禹贡》之制度，《洪范》之理想。皆为三千年前精深博大之籍”(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6页)。《老子》指出，宇宙是一个有机体，万物相互作用，只有达到自然的和谐状态，才能维持万物之间的平衡，强调无为而无不为。《庄子》指出：“天德而出宁，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矣”，主张社会治理应遵循自然规律，人道与天道相统一。以这两者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管子》强调发展的重要性，指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阐述了经济基础与礼义廉耻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定于一”国家观的倡导，大一统思想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淮河发源于河南，流经安徽、江苏、山东等地，流域区域广阔。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楚国、吴国、齐国等诸侯国所在地，各种争夺不断，对水资源以及社会稳定的需求，进行统一管理成为现实的需要。公元前656年，齐国、楚国订立盟约，管仲为解决水利纠纷，提出了“毋曲堤”等4项禁令。5年后，齐桓公在今河南民权县与诸侯会盟，提出“毋障谷”“毋曲防”等条款，目的是防止各诸侯国堵塞河道、以邻为壑、以水为兵。从对流域水利统一管理的需要，进一步发展到追求国家统一，维护社会稳定。管仲首倡国家主义，“其继起者率以建国问题为第一目的……中国民族所以能立国数千年，保持固有之文明而不失坠者，诸贤与有劳焉”(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33—34页)。“定于一”国家观的倡导，源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进而推动了国家的统一。大一统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淮河流域是中华文明产生及融合发展的重要区域，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禀赋，应进行系统阐释，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作出新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