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44，这是截至2020年底，中国县级行政单位的总量。在这样数量庞大且层级分明的行政区划体系中，有四个县城一夜之间火遍中国。
近日，在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中，江苏昆山、浙江义乌、浙江慈溪和福建晋江四个县级市，因人口数量触线，被定义为Ⅱ型大城市。它们也成为了我国105个大城市中仅有的四个县级市。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从小县城跻身大城市，它们的故事各有精彩，但殊途同归。
改革开放以来，昆山抓住电子信息产业一路狂奔，义乌在全球小商品集散地的光环下越飞越远，慈溪创造着中国小家电产业的神话，晋江“跺一脚”能让中国鞋服产业“抖一抖”。
产业与人口融合共生牵拉着四座县城的勃兴与上位，但在华丽嬗变之后，谋划与治理也成为了它们面临的新课题，考验着它们的视野与智慧。
勃兴：特色产业扶摇
义乌最近很忙。为了即将揭幕的卡塔尔世界杯，50天赶工10万个足球的消息让义乌人颇为骄傲。据义乌体育用品协会估算，从足球到旗帜、球衣，“义乌制造”几乎占到整个卡塔尔世界杯周边商品市场的70%。
进入“双11”时间，浙江义乌的一大批淘宝店村又进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
周东亮带领着他的吖萌电子商务公司正在经历他们在义乌的第9个“双11”。周东亮十分感慨他们在义乌创业以来，年销售额从几十万到八九千万元的跨越。
吖萌位于义乌的青岩刘村，在这个被称作“中国网店第一村”的地方，有4000余家各类网店扎根，它们日均出单16万票，年销额可超70亿元。
无疑，电商的兴起为义乌这座“世界小商品之都”推开了展翅之窗。
“近年来，随着直播、网店的发展，我们小商品的销售市场得以拓宽。”在义乌从事零售行业的陈一翰对北京商报记者说。
但要做实“世界小商品之都”，只抓网店显然不够，义乌将另一只手伸向了物流。
入行快递业6年的赵磊(化名)对此滔滔不绝，他提及最多的，就是快递单数的激增。“2016年刚入行时，我们公司每天的快递件数大概为1万-2万，现在每天大概能达到30万-40万件。”赵磊说。
赵磊的经历，也是义乌的经历。2014年至2021年，义乌全年快递业务量从3.6亿件快速增长至92.9亿件。顺着物流的发展，义乌也打开了国际市场，商品出口到全世界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外向度高达65%以上。
自义乌驱车约两百公里，就能到达浙江另一个县级市——慈溪。
尽管相距并不算远，但二者的产业“气场”大为不同，义乌聚焦小商品输出，而慈溪则是一个传统的工业强县。
2021年，慈溪全年GDP达到2379.2亿元，其中，工业完成增加值1357.9亿元，贡献GDP超“半壁江山”。其中，家电产业是慈溪的第一大支柱产业，公牛、方太、先锋、恒康等一大批知名品牌均安身于此。
“国内50%、全球60%的小家电都来自慈溪。”在这里，慈溪工业的神话是最吸引人的谈资。
数据显示，慈溪市有家电整机企业近2000家，配套企业近万家，市场规模超过1000亿元，以走红欧洲市场的取暖器为例，慈溪的年产量超过2500万台，占全国总产量的30%以上。
同为沿海城市，义乌与慈溪虽产业方向不同，但却在外贸的赛道上你追我赶。2021年，慈溪出口总额1027亿元，在浙江全部县市中排在第二位，仅次于义乌。
“沿海这一地理特点可以为城市的产业发展带来便利的交通条件与开放的产业氛围，也让连接世界市场、与时俱进的竞争精神融入到城市发展的血液中。”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义乌和慈溪的崛起。
同样受益于沿海地理优势的，还有位于福建东南的晋江。
若谈起国产鞋服品牌，安踏、361°、特步、七匹狼、鸿星尔克、贵人鸟这些品牌是绕不开的热门选项。
但或许少有人知道，这些耳熟能详的品牌都来自这座东南沿海的小县城——晋江。
“依托沿海与品牌优势，其鞋服产业发展获得产品创新、市场创意、企业运营以及产品市场与原材料来源高度连接世界市场与中国腹地的巨大势能与内外两个市场的助力。”柏文喜表示，“晋江以高度的专业化与分工化所呈现出的市场效率孵化，托举出了众多的有影响力的鞋服品牌，从而形成了当地主导产业和龙头产业的比较优势和行业竞争力。”
地处沿海，却不止沿海。当前，晋江依靠自身的政策推力与鞋服大厂的集体加持，拥有了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中国鞋都、世界茄克之都等15个特色产业标签。其中鞋服产业产值超两千亿、纺织产业产值超千亿。
接下来，把视线转至江苏昆山。
制造业是昆山的压舱石。2021年，昆山工业总产值历史性地迈进万亿元大关，成型了两个千亿级产业集群、12个百亿级产业集群，拥有产值超亿元企业934家。
产业链优势是昆山发展的灵魂。昆山市委书记周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一直以来，昆山的招商思路就是始终坚持“缺什么招什么”。
有这样一段为人称道的故事：为打造电子信息全产业链，昆山硬是把一台笔记本电脑拆开，把里面1000多个主要零部件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招商，招来的企业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档次越来越高，产业链也越拉越长。
而后，以电子信息、高端装备主导产业集群为首，平板显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汽车零部件等一批细分产业链在昆山落成。目前，这里已吸引78个国家和地区的超9300个外资项目扎根于此，近2300家高新技术企业在此茁壮成长，中科可控、寒武纪等一批前沿龙头企业纷至沓来。
发轫：因地制宜待时而动
将时间的指针拔回到40年前。
义乌地处内陆，三面群山环抱，地形以中低山和丘陵为主，除了甘蔗几乎没有适合种植的农作物。
“奔走他乡，鸡毛换糖”是义乌人当时的真实写照，也是小生意营生在改革前夕的萌芽信号。
1982年9月5日，经过大量调研之后，义乌县委毅然开放位于义乌湖清门的小商品市场。随后，义乌县委、县政府的一号《通告》横空出世：“允许农民经商，允许农民进城，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多渠道竞争。”
随着路边摊小商贩统一搬到政府规范的集市，义乌小商品城也自此创立，并走上了名副其实的“小商品之路”。如今，小商品城逐渐形成了拥有7.5万商户、关联了210万产业链中小微企业的商业生态。
根据义乌市市场发展委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1-9月，义乌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2928.73亿元，同比增长7.62%。而在电子商务刚刚兴起的2010年，义乌电子商务贸易额仅250亿元。
慈溪市的兴起同样得益于外向型经济和鼓励创业的政策。
1988年，慈溪开始走上国有、集体、乡镇、私营“四个轮子”一起转的发展模式，引发“千家万户办企业，千辛万苦搞经营，千山万水闯市场，千方百计创新业”。
次年，外贸、外资、外经“三外联动”成为慈溪的外向带动战略，对外开放水平逐年提高。
“义乌、慈溪的竞争力来源于产业集群化、城乡一体化和资源配置全球化。”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副院长杨轶清分析说，义乌和慈溪集聚了数十个规模不等的产业集群，其中相当部分产业集群的规模量级和能级居于全国全球前列，产业集群通过集群内共享和协同机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单个企业规模和竞争力偏弱的难题。
与义乌和慈溪比起来，从一个填不饱肚子的“穷县”到变身“超级县城”，晋江的发展并非一路平坦。
上世纪80年代，晋江鞋服业曾一度依靠代工生产(OEM)，但这一同质化的生产模式存在低利润、缺乏自主权等弊端。
随后，“品牌立市”战略于1998年在晋江面世，千万奖金落至品牌企业囊中，七匹狼、特步、安踏、361°、鸿星尔克、匹克、贵人鸟几乎都在这一时期形成品牌声势。
下一步，是抢占市场。
1999年，安踏率先在国内走起了“名人+央视”的营销路线，请来“乒乓王子”孔令辉担任形象代言人。第二年，孔令辉获得悉尼奥运会男子单打的金牌，安踏顺势名声大噪。
路径显效，晋江其他服饰企业纷纷效仿。特步签下了演员谢霆锋，鸿星尔克签下演员陈小春，贵人鸟签下刘德华……
名人效应带动产值飙升，数据显示，2007年，晋江纺织服装业产值288.55亿元，同比增长22.3%;制鞋制革业产值287.63亿元，同比增长33.44%。
日积月累之下，2017年，晋江纺织服装业产值1124.61亿元，制鞋制革业产值1112.85亿元，均比十年前增长了近4倍。
有数据统计显示，如今，全球每5双鞋子就有1双来自晋江。除李宁之外的国产十大运动品牌均出自这里。
昆山抓住的除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春风，还有大量知青和“三线”企业职工急于返城的历史机遇。
于是，在1984年至1992年期间，昆山率先开始了“自费办开发区”的探索，实现了工业发展的起步。当时，地处上海与苏州之间的昆山，发挥“东依上海”的区位优势引进上海的加工厂，又通过“西托三线”引进四川、贵州、陕西、江西等地的三线企业和业务骨干，顺利实现了“农转工”。1992年，昆山开发区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为国家级开发区。8年后，昆山成为中国第一个封关运作的出口加工区，当地发展的巨力引擎——电子产业由此迎来关键节点。
蜕变：人与业双向奔赴
人随业走，城为人兴。
慈溪一所学校的教师周女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自己所在的学校前些年学生构成以本地人口为主，近年来，外地学生的比例不断增加，现在大概占了六成。“外来人口虽然以青壮年人居多，但其中不乏将孩子带过来读书的中年人，主要来自于安徽、江西等附近的省份。”
在晋江，也同样有一大批年轻人向着当地优势产业奔涌而去。
4年前，出生于1994年的郑玲放弃了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护理工作，选择到晋江企业信泰集团就职，去年，她与当地人结婚，决定在此定居。
谈到定居晋江时，“潜力”“氛围”“福利”是郑玲口中的高频词。
潜力在于产业发展，氛围在于文化特征，福利则指向人才政策。
“对于我这样第一学历不够高的人群来说，入职后可以申请人才职称、享受人才待遇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郑玲说，“我不是特例，我所认识的在晋江的人，超过一半都是外地人，云贵川居多，其中也有不少在这里一路晋升待了十几二十年的。”
“城市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首先在于适宜的生活和居住环境，其次在于给年轻人施展才华、实现理想的机会。”中国文旅创新创业智库丛书总编张德欣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在有大量产业的地方，年轻人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职业生涯发展的定位以及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而这对于年轻人身后的家庭也会产生吸引力，因此，这些对整个城市人口的流入便会产生加持作用。”
无数个像郑玲一样的个体勾勒出这些县城的人口集聚力。
数据显示，昆山、义乌、慈溪、晋江常住人口分别为209.25万、185.94万、182.95万和206.16万人。
另据媒体报道，截至2020年，义乌、昆山、慈溪和晋江四个县级市的省外流入人口超过了70万，在全国处于第一梯队。
人口集聚的背后是向着梦想一路狂奔的县域经济。“慈溪和义乌的发展离不开浙江省多年来实施的强县战略。”杨轶清说，“乡镇一级做强做大，县域经济持续发力，而强大的乡镇县域经济实力，又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了相对充足的财力保障。因此，四座县级市晋级全国百大城市，不只是县城，还包括整个县域的实力。”
这也是中国城镇化之路最好的印证。
义务市民周宇提到，近年来，义乌基建与配套设施提升迅速，随着义乌之心、新光汇等商场落地，义乌人告别了娱乐购物需要去杭州、上海的局面。
昆山的居住条件也随着人口的汇聚同步提升。1992年至2000年，昆山城市发展的重点转向青阳路沿线，并建设了17个配套居住小区，以满足产业工人进入的需要。
而昆山在代工企业发展和“低转高”的过程中，不仅接纳了更大规模的产业工人，也需要积极吸引研发人才，于是，昆山继续推进配套小区建设。截至2005年，已规划建设19个外来务工人员居住区，建筑面积81万平方米，可容纳6万多人。
搏新：“变大”之后新考题
在义乌“玩具论斤卖”的背后，也无人不知小商品产业的低价与薄利。
于是，把小商品做到极致之后，义乌开始小步踏入升级之路——高端制造业。欣旺达、爱旭等高端制造业企业新能源项目的落地诠释了义乌转型升级的决心。
早已在制造业上驾轻就熟的昆山则将投身科创产业。
在媒体的报道中曾提到，昆山将构建先进计算产业、生命健康产业、数字经济产业等多个新兴产业集群。其中，元宇宙或将成为昆山的新引擎。据当地媒体报道，11月1日，昆山市政府召开第20次常务会议，审议了《昆山市元宇宙产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会议上发出了这样的豪言：“让‘打造元宇宙产业看昆山’成为最强共识、‘发展元宇宙产业来昆山’成为最优选择。”
这一次，昆山的野心不容小觑。
而在不同的方向上，晋江与昆山走上了同样面向未来新兴产业的创新路径。“加速布局发展海洋生物、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一批未来产业。”
这是晋江的未来宣言，也是正在落地的实际行动。数据显示，晋江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已由2019年的115家增长至2021年的409家，预计2022年底可达550家以上。同时，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1659.7亿元，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提升至24%，已然成为带动全市创新发展的“领头羊”。
慈溪则在小家电“智造”上发力。
2017年8月，慈溪小家电智造小镇入选第三批浙江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同时也是慈溪市首个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单位。
加速家电这个传统块状产业的升级转型，是慈溪小家电智造小镇的一大使命。
2021年度，全小镇企业总产出达91.67亿元，其中特色产业总产出达90.26亿元，占比98.46%。
同时，慈溪开始抢占新兴产业风口，其新能源汽车和高技术制造业开始步入萌芽期。
今年7月，兴瑞科技在慈溪建设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项目正式开工，吉利汽车也将第一个5G智慧车间——极氪智能工厂设在慈溪。
蓄势新产业带给了四个县城在新时代云起龙骧的后劲，但从小县城迈入大城市，城市谋划与治理的考题随之而至。
40多年的快速扩张，土地资源过快消耗。空间规划，成为新晋大城市亟需解决的问题。
“很多城市病都是城市规划不合理造成的，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空间规划。”北京市社科院原副院长赵弘向北京商报记者指出，“要从单核城市向组团城市转变，也就是在城市的核心区域外围10公里、20公里甚至30公里的范围上建设若干个组团来提升城市的承载能力，容纳新的资源集聚，为避免城市病做好空间准备。”
不仅如此，在赵弘看来，与空间规划相辅相成的轨道交通建设，也需要四座城市提前做好具有前瞻性的规划。
“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区别，不仅仅在于人口规模在量上的增加，还包括其他资源的增加带来的质的转变，其中交通所带来的质的转变是根本性的。”赵弘表示，“原有的地面公交和私人小轿车为主的交通方式，要转换成以轨道交通为主的空间交通结构，公共交通占主导地位，其中轨道交通要占到一定的比例，才能大幅度压缩私人小汽车的出行量，并避免城市的交通拥堵，这是大城市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内在规律。”
但出于量力而行、风貌保护的整体考虑，我国现有建设规划标准在城市等级方面仍存在一些限制。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2018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一个城市只有同时满足GDP3000亿元以上、市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地方一般预算收入300亿以上这三个条件，才有资格申报修建地铁。
“无论是基于行政级别还是基于城市级别的限制，都意味着四座县城存在着一定的资源配置的缺失。”赵弘指出，“与此同时，产业结构要升级，治理方式要现代化，还要适时引入新产业，提升自身的技术含量、进行更大规模的引资。新城市仍要直面许多规划与治理的难题。”
城镇化下半场，四座“超级县城”的新故事才刚刚起笔。(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冉黎黎 袁泽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