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南，长江北，淮河湾湾在中间”。
1950年7月的淮河，流域内1300多万人受灾，4000余万亩土地被淹。“不少是全村沉没”，“多抱头大哭”。
遵照毛泽东主席根治淮河的指示，8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在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下，在北京召开第一次治淮会议，会期罕见地长达18天。
10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根治淮河而斗争》。仅仅10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刚刚诞生一年的新中国，在历史转折的激流中迎来山河巨变。
汪胡桢先生。
巨变中，一大批朝思暮想、祈望改变山河旧貌的中国水利工程师向我们走来，其中，就有被誉为“中国的连拱坝之父”——汪胡桢。
1997年，汪胡桢诞辰 100周年之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原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为嘉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一代水工汪胡桢》一书撰写前言，高度评价说:“汪胡桢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水利专家。作为一位中国水利事业的开拓者，他背负着中华民族的忧患，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弟子,修建了一座又一座的水利工程，留下了一部又一部的科学著作。他既是一热爱社会主又祖国的科学家，又是一位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学习、不断进取和无私无畏的科学家。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中国科学家的光辉榜样。
《汪胡桢与佛子岭水库》书影。
打开吴旭新著《汪胡桢与佛子岭水库》(河海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第1版)，新中国治淮事业的浪漫画卷逼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自谦为“一代水工”、实为水利科学家汪胡桢传奇的一生得到形象地呈现。
大事件展现人物命运
自南宋黄河夺淮以来，淮河在养育两岸百姓的同时，灾祸频发。
1912年民国元年，张謇代安徽总督柏文蔚为导淮事宜专门致电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提出裁兵导淮计划。1913年，张謇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后，创议并主持设立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47年7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将导淮委员会改名为淮河水利工程总局。
而真正的治淮大业起始于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5月，上海解放，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华东水利部，旋即邀请汪胡桢主持华东地区水利建设。
无论是1915年报考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生时代就准确地从英文中萃取“水库”一词，还是1917年入职全国水利局、师从詹天佑、丁文江，翻译《中国矿业论》，1922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水力发电，像众多学人一样，实业报国成为汪胡桢孜孜以求的梦想。
任教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后，汪胡桢又相继在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浙江省水利工程局任职。多年之后，汪胡桢在《回忆我从事水利事业的一生》中说：“我没有什么才干，我只不过能抓住一切机会勤奋学习，学到一点切合实际应用的水利技术，能为国家做一些水利工程，教导出若干优秀的水利人才罢了。”
汪胡桢(左)、张云峰(右)在佛子岭水库建设工地。
《汪胡桢与佛子岭水库》起先几个章节，在详细记载汪胡桢青年时期的求学、治水履历的同时，记录了重要历史时刻叙述主体的选择。在第六章《华东水利 受命治淮》一节中，作者聚焦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历史时刻，从汪胡桢蛰居的嘉兴故里写起，一方面是汪胡桢潜心写就的《全国经济建设拟案》，寄托了一位水利工程师“科技救国”“水利救国”的高尚情怀。另外一方面是汪胡桢应邀赶赴上海，参加新生的人民政权建设，在1949年年底，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淮河水利工程总局副局长。
该书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物传记，但把人物的命运置于历史时空之下，通过大事件的记录，展现了一代学人在新旧更替时刻的历史性选择，赋予了作品史学的价值。
宏大叙事中的小事件
位于淮河支流淠河东源上游的佛子岭水库，是建国初期中国自行设计具有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连拱坝水库，以防洪为主，结合灌溉、发电、航运等功能。佛子岭水库，最大坝高74.4米，与当时的上海国际饭店相等。坝总长510米，钢筋混凝土连拱坝长413.5米，内由21个拱圈和20个垛墙组成。建设高峰时近2万人参加。
从第八章《酝酿决策 兴建水库》到第十八章《淠河大坝 冉冉升起》，全书以四分之一的笔墨，记载了佛子岭水库建设过程中的方方面面。在其中，作者从汪胡桢主持设计水库连拱坝这一核心环节入手，围绕工程建设重点，通过特殊年代那样一种全国协作、军民团结、敢闯赶干、因地制宜的精神，较为全面阐述了汪胡桢科学治水的思想。
佛子岭原貌。
佛子岭水库全景图。摄影：熊志刚
限于历史条件，佛子岭水库的围堰建筑、清基、开挖引河和最后的拆除围堰、土方回填等工作，主要是依赖人工完成。如何组织千万民工离开刚分到手的土地到工地劳动，他们的报酬如何兑现、他们的购买力如何引导，都需要工程主导者提前谋划、科学决策。让人惊喜的是，作者以历史记录为依据，从工场布置、城镇规划、礼堂逸闻、文化保护等非工程主体事件的阐述入手，多方面展示了中国水利科技工作者科学探索、大胆创新的治水路径。比如书中记载的豹子光临指挥部、用毛竹巧搭礼堂等片段，以生动的细节描写镶嵌于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增加了可读性，拓展了叙事空间。其中透露出的水文化建设、水生态观念，在今天都有启发。
引人注目的是，书中对“佛子岭大学”一节的描写，不仅弘扬了一所特殊的“工地大学”所引领的学习精神、创新精神，而且洋溢着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边学习、边实践、边讨论、边建设的时代气息。那样一种青春的力量，那样一种朝气勃勃的面貌，就是一个时代的写真。我想，在作者“记住那些对社会进步有益的事件，更要让社会铭记那些为此做出贡献的人”的希冀中，因一座水库的建设，看到新中国水利事业的辉煌起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更是全书赋予我们的又一层深意。
佛子岭水库连拱坝写意图。
作为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一名工作者，吴旭以水为善、近水而乐。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爱水知水的热情，他不可能利用业余时间坚持数年来完成这样一部专著。书的《跋》言中，作者回顾了从研究淮河治理开始，到了解佛子岭水库，进而研究到汪胡桢本人的历史过程。有热情，又能坐冷板凳，这是吴旭成功的基础。
2024年春，因探访淮河源头，我与吴旭同行相熟，一路感受到他对淮河的深情，碎碎念念中皆是学问。更为感慨的是，他对淮河流域水文化的了解，可以说是如数家珍。他以“蓝豚”为名，通过微信公 众号，深情地讲述着淮河上下。
淮河源头桐柏县桐柏山太白顶，流云如雾，苍翠欲滴。满山杜鹃，吐焰如火。正是有对莽莽大地、对奔腾山河的热爱，才有豪情满怀、正气凛然的抒写。
2025年3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