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新津的宝墩遗址，探求长江上游的史前先民与外来文化的相遇整合，如何缔造了“天府之根”；
在三星堆博物馆，走近瑰丽奇特的青铜文明；
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看发达兴盛的稻作文明时代，太阳神鸟蕴藏的文化密码……
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一路在成都平原上行走的每一天，都能见证长江上游文明从朦胧到清晰的过程，都能聆听这条大动脉与中华民族息息相通的共鸣。
现在，我们站在成都的中心——天府广场，前方就是成都博物馆。
成都人会很自豪地说，你来到成都博物馆，就是站在了成都的历史中。
这话不错。在中国，成都是非常少见的盖在2300年前城址之上的城市。这也让我们非常期待，到这个城市中心找寻它与长江的血脉相连。
2300多年来，成都城屡有兴废修葺，但其中心位置一直没有更移，史料和考古资料显示就在今天的天府广场一带，其中一大力证就是镇馆之宝——天府石犀的出土。
2012年，在四川大剧院(原天府广场钟楼)工地处，发掘出一头长3.3米宽、1.2米、高1.7米、重约8.5吨的石犀。当我们在展厅看到形象憨萌却如此庞大的石犀时，着实吃了一惊。“在博物馆建成前，它就已经在这里了。”馆方工作人员说，石犀出土的位置距离现在展台的位置直线距离只有200米左右。
“在‘花重锦官城’展览中，我们把天府石犀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标志。”成都博物馆副馆长黄晓枫博士说，“石犀为观众打开了一扇走向天府之国的大门。”
为什么这么说?公元前256年，李冰任蜀郡太守，主持修建都江堰。文献记载，李冰制作石犀5头，两头在江中，两头在府中，一头在桥下，“以厌(压)水精”，“府”就是当时的郡府。石犀在传说中能避水镇水，研究者认为它应该还具有水则(中国古代的水尺)的功能，是当时测量水位的工具，与都江堰的修建有密切关系。
“不少人认为，都江堰主要是防洪工程。实际上，它的作用远远不止于此。”黄晓枫说。“李冰把当时南北方先进的治水技术汇集起来，结合蜀地的建造技术，加上地理堪舆，对整个成都平原及周边水系进行梳理，最后修建了渠首工程(都江堰的鱼嘴、飞沙堰、宝瓶口部分)，又对成都平原的水系进行了一次疏导，以调节江河水量，形成一个集灌溉、防洪、航运于一体的综合性水利工程。”
自此，经常出现水患的平原变成了一个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
“是长江水系赋予了这座城市文明起源的动力。”黄晓枫说，成都平原位于长江上游，自远古时期起，这里的文明起源和水的关联就非常密切。“成都平原的文化是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江纳百川，一江之水打通了上中下游的文化隔阂，哺育了共同的精神价值观。”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李白的这句著名诗句大家耳熟能详，但黄晓枫觉得，很多人也因此会误以为蜀地是一个封闭地区，地处四周高山环伺的盆地，与外界交通不便。
“实际上，四川盆地有许多条对外交通孔道，其中有两条最重要，一条是长江水道，一条是蜀道。”
秦蜀、川陕之间，很早就有人从秦岭、巴山南北往来。“在青铜时代，就是商周时期，彼此间就发生了密切的文明交流和互鉴。”
但黄晓枫也认为，盆地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促成了蜀地独特的文化面貌，比如三星堆、金沙出土的文物，就和中原、长江中下游的文物有很大不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那么，如何提炼长江上游这座城市的特性?黄晓枫用了四个词：开放、包容、乐观、创新。她分四个阶段来概括成都这座城市乃至成都平原的历史与文化特质：古蜀文明的瑰丽神奇，两汉时期的物阜民丰，唐宋时期的繁华绮丽，明清时期的首领西南。
成都博物馆里陈列着两台出土于老官山的汉代织机模型原件。“我们复原了织机，还织出了国宝级文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样的蜀锦。”黄晓枫说，老官山出土的勾综式提花织机证明汉代的成都已经诞生了堪称全球最先进的纺织技术和机械构造技术。打个比方，这些织机犹如汉代的计算机，通过经纬丝线的编排，完成了复杂的图案编程。
“无论是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科技发展，位于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区域，都呈现蓬勃向上的状态。”黄晓枫说，而这样的文化面貌和长江文化一直是同频共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