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庆节前夕，一条颇为专业的新闻传遍祖国大地：C919大飞机取得型号合格证。
“取证”标志着C919具备了进入市场运营的安全资质，虽没有5年前首飞那样具象而有视觉冲击力，但同样是一个重要里程碑。
与此同时，在大飞机的诞生地上海，技术人员正为今年底即将交付的首架C919大飞机做最后准备。在他们工作的车间外，两架现已停产的客机——运10和麦道82安静地停放在一片草坪上，展示着中国大飞机研制的曲折进程。前方是一座雕塑，名为“永不放弃”。
大飞机承载着国家意志、民族梦想、人民期盼。有人说，它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必将牵引高端制造、科技创新登上新的台阶。
回顾中国和上海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之路，大飞机是个极好的意象。打造代表国家未来竞争力的“拳头产品”一直是上海孜孜以求的事情。近年来，上海强化“四大功能”、深化“五个中心”建设，均是围绕提高发展质量和增强核心竞争力而展开。
动力
围绕创新的全球性追寻
大飞机总装车间向南约20公里，以临港为核心，上海正在建设“全球动力之城”。
这里的动力，首先是它的本意——包括大飞机发动机在内的航空、航天、汽车、海洋、能源“空天陆海能”动力产业。
过去，都说动力是配套产业，动力装备“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而现在，我们认识到，要参与全球竞争，必须突破动力这一关。把动力产业从幕后推向前台，代表着发展理念之变。
动力，更可以拓展到它的引申义。经济发展同样需要不断寻找动力。过去，依靠持续投入资本和劳动力，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的动力。然而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以要素投入为主的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如何进一步挖掘动力?
2021年底，上海市委提出了一个当时对很多干部来说还十分陌生的新赛道——元宇宙。市委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干部重视这样的新事物，“要引导企业加紧研究、适时布局切入”。几乎在同一时间，《上海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发布，这是元宇宙首次写入地方政府产业规划。
动力变革既是对过往发展模式的反思、调整，也是对未来优势产业的探索、预判。世界各国都意识到，大变局下，新一轮国际竞争的核心之一是切换新动能、占据新赛道。各国都在寻找下一个可以带动科技全面进步的“阿波罗计划”。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提出投资2500亿美元，发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技术、太空探索等；欧盟拨款1600亿欧元，用于集成电路等数字创新……
上海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必须提早布局。培育新动能，上海已明确要抓好“3+6”新型产业体系，“3”即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6”即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先进材料、生命健康、时尚消费品六大重点产业。
这些新型产业特别是三大先导产业有一个共同特点：创新驱动。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已成为提高综合实力的关键支撑。本世纪以来，顶级全球城市排名中，纽约、伦敦始终领先，这和它们以创新驱动发展的模式密不可分。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了更加激烈的科技竞争，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
过去10年，上海全社会研发投入从679.46亿元增长到1819.8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从3.31%增长到4.21%。如今，上海科技创新综合水平迈入全球主要创新型城市前列，2021年在世界科技创新集群中排名第八。上海已搭建起国际科创中心的基本框架。
在这个框架里，人才是第一要素。在许多业内人士眼中，上海人才集聚是充满画面感的。一位生物医药企业的总经理曾建议记者：“有机会你一定要去张江的星巴克看一看，好热闹!都是生物医药圈子里的熟人，没事就来聊聊我怎么帮你做个实验，你怎么帮我做个检测，或者交换些信息，志同道合的人都聚来了。”
这样的创新氛围适用于一间咖啡厅，同样适用于一座城市。
空间
先天优势的再度开掘
面朝浩瀚海洋，背倚广阔腹地，这是上海的地理位置，也是上海的独特优势。
海内外众多学者认为，纬度、海岸线、河流等地理因素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通过定量计算得出结论：中国城市之间GDP差异，近40%是可以用到沿海三大港口(上海、深圳、天津)的距离来解释的。他说：“上海有一个别人没有的条件——长江入海口，是长江这条有超强运输能力的河流汇入大海，连接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市场的地方。”上海因而被赋予了“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的使命。
法国历史学家白吉尔在《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中高度评价上海的地理优势，认为其“扮演着极其特殊的协调角色”。
然而地理优势并非一成不变。地理推动了社会发展，而社会发展过程又会改变地理的意义。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开辟了海上航线，中亚诸国所处的贸易枢纽地位随之被取代。近代铁路运输兴起，京杭大运河两岸不少因漕运而繁华的市镇渐趋寂寥。
这样的寂寥上海不是没有体味过。在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发展一度落在了南方城市之后。被改革开放改变的地理版图，促使当时的上海深思城市的未来走向。
今天，在新发展格局下，上海被定位为“中心节点”和“战略链接”。中心节点主要是赋能，助力我国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国民经济循环更加顺畅；战略链接主要是能量交换，巩固对内对外开放的枢纽地位，成为走出去的跳板、引进来的阵地。这是上海新的方位，也是新使命、新机遇。
立足新方位，城市内在空间布局也需相应调整。比如，青浦、奉贤等传统意义上的郊区，有没有可能建成独立综合性节点城市，在长三角城市群中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比如，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以钢铁、石化等传统产业为支柱的宝山、金山，能不能转型为科创中心主阵地、先进制造业承载区，进而成为新的增长极?
在“十四五”规划中，上海提出“中心辐射、两翼齐飞、新城发力、南北转型”空间新格局。“中心辐射”是提升主城区的服务能级和辐射能量；“两翼齐飞”是充分发挥上海东西两翼，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长三角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虹桥国际开发枢纽等作用；“新城发力”是要把嘉定、松江、青浦、奉贤、南汇五个新城打造成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南北转型”是推动南北两端的宝山和金山功能布局调整、经济结构升级。
空间新格局着眼于重塑上海各区域的地理优势，打造未来发展的战略空间。背后是对一座超大城市整体战略方位的思考。上海作为经济中心，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是其重要使命，市域内部的格局调整也必须围绕这个使命，通过服务全国提升自身能级，努力在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地理版图中担纲枢纽和中心。
功能
超越规模的核心特质
动力变革、空间重构，均是放眼未来的大动作。因为一座城市的发展不能因循旧途、不能只看当下。放宽历史的标尺去观察全球城市变迁，更容易理解这个道理：眼前的优势可能转瞬即逝，长久的繁荣需要长远的谋划。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夫曾在《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一文中写道：论及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公元元年是罗马，公元500年可能要算长安，公元1000年开封，公元1500年佛罗伦萨，公元2000年纽约。到2500年时，最重要的城市可能不包括以上任何一个。
“辉煌如过眼烟云”，那么，当代城市能从历史中学到些什么?克里斯托夫总结道：“一个教训就是合理的经济政策极为重要。”即使强调地理因素的研究者也承认“良好的制度能最大限度地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而有的国家贫穷”。
回到上海。过去10年，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城市，经济总量稳步增长，全市生产总值连续登上2万亿元、3万亿元、4万亿元三级台阶，位列全球城市第四；人均GDP增长到2.69万美元，达到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但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增大，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已过。当下，相比于量的增长，上海更需关注的是质的提升，追求“更高质量的GDP”。这越来越依靠制度性的因素，依靠决策者从理念上回答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上海要强化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开放枢纽门户等“四大功能”。
做强功能是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强化“四大功能”，实际上也是进一步引领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加速提升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的主题和主线。用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权衡的话说，“四大功能”深刻揭示了城市特别是超大型城市发展的全球化、创新性、高端化、开放性等重要特征和趋势，全面、系统地指出了上海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手段、方向以及突破口。
围绕“四大功能”，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已基本建成，金融市场交易总额从10年前的528万亿元增长到2511万亿元，口岸货物贸易总额保持全球首位，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形成基本框架，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提高。
对上海的角色，世人曾多有譬喻：窗口、门户、枢纽、桥梁、龙头……细细品来，这些比喻词在内涵上与“四大功能”不无暗合之处，都在强调一种超越规模、超越速度的核心特质。这是一个以“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为建设目标的城市应有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