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的老手来帮拍,这次小可已经不用直面失败了,他只需要静静等待,五个月很快过去,黄牛一直没有拍到,看着还剩一次机会的第二份标书,小可好了伤疤忘了疼,决定再试试运气,毕竟身边好几个好友都靠自己拍中了,他也从好友那边求教来了不少成功经验,这是在2016年1月,上海市交管委破天荒地将牌照数量从上个月的7698张提高到了9409张牌照,这是去年一年都没有达到过的数量,2015年,仅有两个月牌照投放量超过八千,其他几个月都是七千多张。小可认为这是一个机会,重新燃起了希望,恰逢小可一个同学第一次拍牌,两人互相交流了一下同时开拍,结果让小可大跌眼镜,老同学第一次自己在家里拍一拍即中,小可再次落败,看到老同学一次就中,小可又是羡慕又是嫉妒,死的心都有了。
小可几近绝望,跟家里商量要不要弄张外地牌照,就在此时,上海对外地牌照从严的消息不绝于耳,很多被认为是谣传的消息一个接一个成为现实,小可放弃了上外牌的打算,很无奈的再次来到福州路国拍行,再次买了第三张标书。
此时的小可已经对拍牌不抱有太大希望了, 拿到第三张标书后,小可并未在意,直到快要拍牌的前一天,小可才想到去联系黄牛,不过小可联系的那位黄牛表示人员都已经排满了,一时间无法多加小可一个名额,让小可这次先碰碰运气,下个月再帮拍,拍牌的结果依旧是落败。这次拍牌失败后,小可第一时间将账号交给了黄牛,而黄牛的报价已经到了20000元,小可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当初舍不得8000元黄牛代拍费,现在要花两万元,如果现在舍不得两万元,未来说不定要四万呢,当然,这一切对已经心力交瘁的小可来说都不重要,能够帮拍中就可以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第十五个月,第十四次拍牌,小可终于中了,此刻的价格相比一年前已经涨了一万多,加上代拍费,为这块铁皮付出的价值达到了105100元。
小可的拍牌路漫长而辛酸,经历了自己拍、找朋友代拍、找黄牛代拍、自己拍、找黄牛拍,历经15个月共拍牌14次。也许有人说是多亏了黄牛,但事实上,小可曾经找过黄牛,黄牛也一样没有拍中,小可看来,能够拍中,更多是运气成分吧。“拍牌俨然成为一场靠运气的心理战,心理素质不高的人我劝你不要熬了,还是找朋友或者黄牛代拍吧。”小可如是说。
国拍行一年仅牌照拍卖所得就超2亿
国拍行是上海市人民政府指定的唯一机动车额度拍卖商,拍牌俨然成为国拍行最大的业务之一。
参与上海车牌拍卖每次每人要缴费一百元,以最新结束的4月16日上海车牌拍卖为例,有25.69万人参与拍牌,国拍行今日就尽收2569万元,其中,有24.5万人未能拍中车牌,相当于2450万元白白交给了国拍行。
按4.6%中标率计算,每位拍牌者,平均拍20次以上,才能拍中。每位拍牌者,均需向国拍行缴纳押金2000元,每拍一次扣除100元,这意味着,平均每位拍牌者需要缴纳2000元以上才能拍的一块牌照,不算人均2000元押金所得利息,国拍行一年仅牌照拍卖所得就超过2亿元。
而事实上,这两年来,很多拍牌者抱怨国拍行系统不稳定,很多人最后提交价格的时候,要么出不来验证码,要么提交价格失败,给了钱却没有享受到相应的服务,加上最终大多数人都无法拍牌成功,因此引发了大量拍牌者对国拍行的埋怨,甚至有的拍牌者一纸诉状将国拍行告上了法庭。
国拍行是一家企业,借助政府提供的“垄断”地位将老百姓的钱变成企业的利润是否合理?为了质疑这笔利润的合法合理性,去年,东政法大学(下称“华政”)几位大学生组成了公益梦之队,状告国拍行,质疑上海车牌拍卖过程中拍卖公司收取100元手续费的合法性问题,引起广泛关注。该案今年1月6日已在黄浦区法院法庭上与上海国拍行激辩过,而最终以被告拒绝调解为结局收场,目前,此案还在等待黄埔法院的判决。
在辩护中,原告称,提出诉请,不仅是为捍卫个人100元权益,更是基于对社会的责任。国拍行毫无依据的收费行为是对权力的滥用,违背上海交通委等政府的信赖,损害的是广大市民利益,撼动的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基。
实际上,原告曾对手续费的性质、定价向上海市交通委、上海市财政局申请信息公开,两机关的回复均是,此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内容。这说明此手续费并不是在政府指导下进行,而是国拍行自行制定。原告认为,国拍行是上海市人民政府指定的唯一机动车额度拍卖商,具有垄断地位。100元手续费的制定并未与广大竞拍者商议,原告失去了订立合同内容的自由权。作为具有垄断地位的被告,并未提供服务合法公开的依据,而是滥用其垄断地位,无疑此条款严重显示公平。
对此,国拍负责人回复,手续费的用途在于维护国拍系统。而在当今IT软件、硬件成本与人员费用日益透明的情况下,一套每月仅生产运行1小时的信息系统却逐月耗费1000余万元的维护升级费用,令很多人觉得无法理解。
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拍卖可以通过电子商务实现零手续费。在100元手续费被起诉以后,阿里就第一时间表示,“可以为上海牌照拍卖提供免手续费服务”。
而在公益梦之队将国拍行告上法庭之前,巨额拍卖资金是否收取合理、如何管理等问题,已经引起有关部门重视。之前,上海交通委宣传处副处长黄晓勇曾向媒体表示,上海正在考虑是否开设专项财政账户管理拍牌押金。
可以看出,政府正常尝试降低拍牌成本,但牌照价格还在持续增加,拍不中牌照的人也在不断增加,如何解决公民需求与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考验着政府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