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上海某小区一连6年没人抄水表，也没人缴水费，累计欠缴水费竟直逼200万元。近日供水部门突然宣布采取限制供水措施，造成居民强烈反弹，此事方才进入公众视野。
200万元的“天价水费”，当然引发舆论一片哗然;这200万元究竟何去何从，亦将有一场复杂的责任梳理和博弈。但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即便200万水费和居民用水问题最终得到妥善处理，其背后的“历史遗留”之结能否真正解开，“历史责任”能否在当下得到充分承担，都还充满未知数。
在这个层面上，一个小区的水费之争，折射出的其实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还有多少类似的“历史遗留问题”在困扰着改革进程、影响着社会生活?而在林林总总的“历史遗留问题”面前，当下之人究竟选择迎难而上、主动揽责，还是退避三舍、绕道而行?
显然，不同的选择，将带向迥然的方向。
在中国，“历史遗留问题”总被视作一种特殊的存在。尤其改革开放近40年来，变化成为最大的时代特征，历史的演进常常就伴随着前后矛盾与冲突。历史问题往往有其历史背景，而当时代翻到下一页，上一页的观念与做法很可能同新时代格格不入，于是便有了种种“历史遗留问题”。这本是变革的常态——改革本身就是以新代旧的过程，理论上，“历史遗留问题”应当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得以消解。
但现实往往不是理论推演的翻版。但凡成为“历史遗留问题”的，大多牵扯着深层次的体制机制瓶颈，以及复杂的权责关系和利益纠葛。很多时候，历史遗留问题并不会天然消失，相反，甚至常常随着历史变化逐渐发酵，进而成为影响现实的掣肘和包袱。
去年起上海力推“五违四必”综合整治，“拆违”一度被许多地方视作“难中之难”。不同地区当然各有各的难处，但一个类似的情况是，大多数“违建”背后都涉及到不同程度的利益矛盾，甚至合法性冲突，而这些冲突背后，往往带有历史根源。有一位基层地方官员曾向笔者直言，今天要拆的许多“违建”，都是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有的在几十年前非但难言“非法”，甚至还受过提倡。如今历史要翻开这一页，他们当然觉得“难上加难”。
如果说改革是一个伴随阵痛的过程，那么最大的“阵痛”，就在对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抉择上。这既是对改革者作为整体(譬如政府)效能的考验，亦是对每个个体(譬如干部)能力与担当的检验——突破“历史遗留问题”，意味着承担远多于现实规定的责任，并耗费远多于现实要求的精力。对许多官员而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都是一个吃力而不讨好的过程。
既知吃力不讨好，一些政府部门和党政官员难免就带上“免责”情绪，这对那些信奉“在其位谋其政”的人们而言显得天经地义：历史造成的问题，岂能怪罪到我辈头上呢?带着这样的观念，“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之间很容易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而被定性为“历史遗留问题”的问题，往往意味着无处追责。当这种观念发展到极端，“历史遗留问题”就渐渐成了回避矛盾的“黄金托辞”，以至于有些问题分明没有什么历史纠葛，当事人也能找出一些来自“过去”的因素，以此为其定性为“历史遗留问题”。
然而，如果一代代人都不去触碰矛盾、不去承担责任、不去解开一个个历史之“结”，那些历史遗留问题非但得不到解决，更会越拖越久、越拖越大，进而成为“永恒问题”。到头来再要解决，所耗的成本显然远超过往。200万元的“天价水费”是一个微观的个案，可以试想，如果事关各方能够早一些厘清矛盾、履行责任，或是在事态开始陷入僵局时，能有意识地向前一步、寻求解决，何至于造成持续6年的欠费尴尬，又何至于等到矛盾“总爆发”，再来收拾一个“烂摊子”?
及至宏观的领域，也是同样的道理。不管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遗留问题”，早介入总比晚介入好，早解决总比晚解决好。政府部门如果要向改革“要动力”，各级官员如果要当改革“促进派”，就需要在“历史遗留问题”面前少一点“守势”，多一点“进取”。更何况，“历史遗留问题”的另一面常常就是群众的“现实急切期盼”。对干部来说，“历史原因”当然可以被用作托辞，但在“现实期盼”面前，在面向未来的“历史责任”面前，谁又有推脱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