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高校进行的防骗宣传很多，但很多人都觉得诈骗离自己很遥远。
■实习生 雷册渊 本报记者 龚丹韵
“陆家嘴接多起短信诈骗报警6成受害者高学历高收入”、“女研究生被骗48万 网友：高学历低智商真让人着急”、“高知败给低学历”……每隔一段时间，总是会有类似的新闻出现在公众视野，在这些新闻里，受害人高知识高学历的背景往往被刻意强调。“高知”真的更容易受骗吗?背后更深层的社会原因是什么?
警示思考
与其对受骗群体的高学历背景过度渲染，恐怕更值得关注和警醒的是这样一个现实：生活在瞬息万变的风险社会之中，无论学识多寡、智商高低，每个人都可能被骗子盯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
“低智商才被骗”是误区
“帮你保研，帮找工作，全部都是，假的!假的!假的!”
2015年9月，复旦大学2015级新生入学教育大会上，在对3000多名大学新生进行了半个多小时安全宣讲的末尾，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分局沪东高校派出所的警官谢晔连用3个感叹号，提醒新生“不要上当”。
2015年，复旦大学保卫处共接到在复旦校园内发生的，包括复旦师生和其他来访人员在内的、达到公安机关立案标准的诈骗案件共89起，涉案金额达100.7万元。这意味着，平均每周在复旦校园内至少有1-2起被骗金额在500元以上的诈骗案发生。
“校园内的诈骗案确实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近年来有明显增加。”复旦大学保卫处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林杰说。
两年前，沪东高校派出所的警官谢晔和他的同事们创建了微信公众号“那个谢蜀黍”，目前，粉丝数量已经超过10000。
“那个谢蜀黍”每天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的求助信息，其中，有关诈骗的就占到工作量的一半以上。“谢蜀黍”每年受理或有效阻止的诈骗案件将近300起，最大的一笔诈骗金额达到了10万元。然而不知是不是巧合，这些诈骗案件大多发生在杨浦、闸北、虹口、宝山等4个片区内的23所高校之中，受骗人群中不乏复旦、同济、上海财经大学等名校的师生。
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现象的存在。2016年初，腾讯联合广东公安部门、中国互联网协会联合发布的《2015反信息诈骗大数据报告》同样显示，信息诈骗越来越精准，“高知”人群已成为大额诈骗的重灾区，“低智商”才被骗是一种认知误区。数据还进一步描述，事业单位职工、无业和离退休人员是高发人群，被骗者的文化水平很多都比较高。
社会传播，也推波助澜。现实生活中为了吸引足够的眼球，“高学历”、“高知群体”这样的标签常常成为挑动大众神经的“利器”，“高学历精英”与“低学历骗子”的PK也常常成为大众谈资。久而久之，“高知”群体在媒体诈骗报道里的一场场PK中逐渐败下阵来，为公众对“高知”群体“高分低能”的刻板印象添上新瓦。
面对这样一些事实，令人倍感困惑的是：为什么“高知”也容易受骗，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深层原因呢?
身处骗局就像“中了邪”
当派出所民警、室友、学校辅导员、银行保安、围观群众等十几个大活人站在何娇娇面前，告诉她“这钱千万不能转!电话那头是骗子”的时候，何娇娇仍然不肯相信，执意要把4000元钱打进所谓的“安全账户”，甚至还对接警赶来的民警说：“你们是假警察，我不相信你们!”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严星绝不会相信这起荒唐至极的诈骗案就发生在自己身边。
2015年3月初的一天，室友何娇娇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后神情紧张，不仅向电话那头的人一一报上了自己的个人信息，还一边接电话一边准备收拾东西去银行汇款。
联想到几天前的安全教育课程，严星立刻意识到，室友可能遇上骗子了。她一边尾随何娇娇，一边报了警。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当所有人站在何娇娇面前告诉她那是诈骗时，何娇娇仍固执地相信电话那头告诉她的才是事实：“我们是国安局的同志，你涉嫌卷入一起危害国家安全的大案……”
电话那头的骗子大概听到了这头的动静，赶忙命令何娇娇“不用理会，赶紧打钱!转了钱你就没事了”。这时的何娇娇就像“中了邪”一样，完全落入了骗子设计的陷阱，她一边准备打钱一边对劝阻他的民警说：“你们是假警察，我不相信你们!”直到民警上前夺下她的手机和现金，并把银行卡交给学校辅导员暂时保管。
到现在严星也想不明白，平日里学业优异、性格很好的舍友何娇娇怎么会在一个诈骗电话的“忽悠”下就如同变了一个人，完全丧失理智、任由摆布呢?
谢晔说，绝大部分受骗者在受骗时都会呈现出“不同寻常”的心理状态。程度轻的，表现为平时不相信的事情在当时却“鬼使神差地信了邪”，程度较重的就会像何娇娇一样，甚至丧失基本的判断能力。
骗子攻心靠三招
受骗的人为什么会出现“中邪”一般极为反常的心理状态?为什么事后想起来觉得不可思议，当时却迷迷糊糊上了当?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张结海教授曾专门从心理学的角度，就骗子是怎样把握人的心理做出过科学分析。他认为，骗局中一共有3个关键因素：
第一个关键因素：制造一个危机事件。
这是很关键的一点，骗子首先会制造一个危机事件，就像何娇娇遇到的“涉嫌卷入危害国家安全的大案”，或者还有法院强制执行、欠费、银行卡安全受到威胁等。而人类在面对危机事件时会出现一种“应激状态”，肾上腺素分泌水平提高，心跳加快、血压升高。
应激状态会导致两个后果：第一，决策水平和决策质量下降，应激状态下，我们感觉时间匆匆忙忙、有心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做决策就不从容也不理智了;第二，人会处于一种“行动”的状态，因为肾上腺素、心跳、血压水平的变化就是为“行动”做准备的，这个时候人坐不住、静不下来。正是由于这两个原因，骗子容易让受害人动起来，同时骗子又要求速战速决，更减少了判断的时间。
第二个关键因素：形成一个导致信任结果的信息链。
为了达到让受害人信任自己的目的，骗子会事先掌握受害人的个人信息以形成一个能够导致信任的信息链。就像有一天一个陌生人来到你跟前，自称是你父亲的好友，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如果他只能说出极少数关于你的情况，你多少会产生怀疑，相反，如果他能说出很多不为外人知道的细节，你就会慢慢开始相信他确实是你父亲的好友。
第三个关键因素：冒充一个权威部门。
骗子通常冒充一个权威部门，不是公安、法院，就是电信、银行、医院，还故意表现出这些部门之间在相互配合，所以很容易获得受害人的信赖。之后，他们还会使用法院传唤、安全账号、安全网络这些听起来比较专业、但是很多人日常生活中并不熟悉的术语。骗子这么做的目的是让受害人既相信他们确实是权威部门，同时又不会怀疑他们转移受害人金钱的做法。
在这三个关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会处于一种极度没有安全感的紧张状态，甄别是非善恶的能力急剧下降、甚至丧失基本的常识判断。而在这时，迷迷糊糊的受骗者为了快速脱离“危险”，往往就会“一意孤行”，落入骗子的圈套。
“无菌”环境蕴含风险
“从小爸爸妈妈、学校老师都告诉我，世界很美好，对人要真诚。我从没想过真的会有人无缘无故地伤害我。”回忆起被骗的经历，王晗辰还带着哭腔。她说，经历了这次被骗，自己感觉“天一下就黑了，‘三观’都被颠覆了”。
王晗辰是上海大学通信工程专业的一名大二学生，从小父母家人就对她百般呵护，成长一帆风顺，从未经受过什么挫折。然而，去年一段被骗的“惨痛经历”却让她措手不及，心有余悸。
2015年11月11日，王晗辰上网预订回家的机票。然而，在她完成了402元机票的付款后，并未像往常一样收到“出票成功”的提示短信，而是接到了“携程网客服人员”的电话。电话那头的人告诉她，系统显示付款不成功，需要银行的转账凭证，并授意王晗辰找到最近的ATM机按照提示进行操作。
并不熟悉银行业务的王晗辰只是隐隐觉得“买个机票怎么这么麻烦”，只想快点结束这个“麻烦”的她没有多想，来到学校的ATM机前一步一步跟着电话指示操作。
时过境迁，王晗辰转走的10000元至今没能追回，但比钱被骗走“后坐力”更强的，是这件事情对她造成的心灵创伤。直到现在，她也不能释怀，甚至不愿再跟人提起，在她看来，“这简直是成长到现在自己遭受的最大的挫折了”。
王晗辰的经历并不是个案。
2010年，北京某高校就曾为了探究高校诈骗频发的原因展开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学生们所接触的社会环境、社会阅历与家庭学校的安全教育才是影响他们遭遇诈骗后行为选择的关键因素。
“高知”并不意味着社会阅历多。尤其现在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家长和社会竭尽全力将一切“负面”信息摒除在外，以为这样就是对未成年人好，打造出一个“无菌”环境。加上从小接受的安全教育和风险教育严重不足，这些“温室里的花朵”，社会经验有限，反而容易落入骗子的圈套。
遇到现实问题时，“经验不足”的“高知”们缺乏自我保护最基本的“怀疑心”，思考常常流于表象，轻信偏信。“有来报案的高校学生甚至说：‘我问对方是不是骗子，他说他不是。’”谢晔无奈地摇摇头。
另一方面，防骗教育也相对滞后。长久以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对安全防范知识不够重视。家长对于孩子成长中可能遭遇的风险，则多是简单地用“可以做”、“不准做”来限制其发生。有受骗者就曾说：“从小，父母老师都说‘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小心坏人’，但是从没有人真正告诉过我什么样的人才是‘坏人’，要怎么样才能辨别出他是不是‘坏人’啊。”
不仅是“成长中”的学生，受骗人群中还有相当一部分高校教职员工、研究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员等拥有较高知识水平的群体。“有的教授专注于自己研究的领域，成天在实验室做实验，有可能与社会的接触有限。学术经验丰富并不代表社会经验丰富，上当受骗也并不奇怪。”林杰如是说道。
一些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甚至公务员群体，在生活中已经建立起了稳定的社交圈，这些圈子中的人知识水平和素质也相对较高，因此他们对诈骗案件和宣传预防诈骗的信息接触有限，对自己的判断能力过于自信，往往成为骗子实施诈骗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