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的诗篇”朱践耳作品专场音乐会2015年9月28日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举行。演出结束后，年逾九旬的朱践耳先生出人意料地登上舞台，与指挥陈燮阳握手，接受全场观众致意。本报记者叶辰亮摄◆由陈燮阳执棒上交演绎的《朱践耳交响曲集》唱片封面。(资料图片)图①：1962年5月，黄贻钧执棒上交完成丁善德《长征交响曲》首演，引起巨大反响。图为1964年版《长征交响曲》总谱。(上海交响乐团供图)图②：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叶小纲是上世纪80年代新潮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音乐以抒情、明亮、开阔、舒展为特色，可听性较强，专业技术全面。(资料图片)
交响曲历来被看作是音乐圣殿中的器乐皇冠，因为这一体裁往往承载着历史的文脉、时代的命题和民族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是中国交响曲创作业绩最丰厚的40年。活跃、多元的社会环境与艺术氛围，极大地激发了作曲家的创造力，从而涌现出朱践耳、王西麟、鲍元恺、叶小纲等展现华夏气派与实力的中国交响曲创作群体。
中国作曲家背靠中国文化与经验，大胆吸收外来观念与技法，最终创造了值得关注并让人尊敬的新时代交响曲作品。这些作品具有中国气派，反映中国追求，同时又具有世界高度。
中国交响曲依然走在路上。
音乐界需要进一步加力，对中国的交响曲做出系统梳理和有信服力的价值判断。社会、院团和媒体等方面也需进一步提供平台和窗口，让更多优秀的中国交响曲为听众所知晓，并走向世界。
上海音乐学院杨燕迪教授今年在上海图书馆举办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音乐》系列讲座，其中，以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交响曲》为题对中国交响曲近40年来的发展和成就进行总体梳理和评介。就此话题，记者特地走访了杨燕迪教授，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访谈。
■本报记者 姜方
记者：交响曲在所有音乐体裁中，具有怎样的文化定位?中国的交响曲在改革开放以前，大致经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杨燕迪：在所有音乐品种中，交响曲编制庞大、结构复杂、形式要求艰深、思想内涵深刻，成为大型器乐作品的最高体裁。和一般意义上的“交响乐”不同， “交响曲”有其特定的含义——一般是多乐章;使用满编制的大型管弦乐队;具有充分、多维的乐思展现和完整、匀称而首尾贯通的结构组织等。西方交响曲的发展历史中，涌现了古典、浪漫、民族乐派的强大传统与杰出成就，这对中国作曲家的创作既是激励也是挑战。自20世纪以来，德奥的强势交响曲传统趋于衰落，英美等原先交响曲的 “边缘”国度有所起色，而苏联则在20世纪交响曲创作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交响曲的发展轨迹和西方完全不同，属于20世纪以来西风东渐的产物。就多乐章、大型管弦乐队的交响曲而论，中国最早的作品出现在上世纪40年代初，江文也、冼星海、马思聪写出了第一批具有 “拓荒”性质的交响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欣欣向荣的新中国交响乐初创时代，除刘铁山与茅沅的 《瑶族舞曲》、李焕之的《春节序曲》、何占豪与陈钢的小提琴协奏曲 《梁祝》等脍炙人口的交响乐作品之外，还涌现出一些 “革命历史题材交响曲”作品。如王云阶 《第二交响曲——抗日战争》、李焕之 《第一交响曲——英雄海岛》、丁善德 《长征交响曲》、陈培勋 《第一交响曲——我的祖国》等，表现明确的宏大主题，吸收中国自身的民间音调，艺术倾向上较为靠近西方的民族乐派路线，但回避现代主义的影响。这些作品总体上取得了一定成就，同时也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