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的一天，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生物系李利珍教授狭小的办公室里，放着一份上海海关派人送来的急件：小小的纸箱里，装着数百个报纸包裹的薄薄三角包。李利珍小心地剥开报纸，只看了一眼就立刻认出，这是我国二级保护动物——三尾凤蝶。一个收音机大小的纸盒里装着300多头三尾凤蝶标本，这是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明文禁止交易的保护动物，根据规定，仅仅捕20头就已属于情节严重的犯罪行为了。李利珍慎重地写下了鉴定结果。
没过多久，李利珍又接待了一对从宝山区赶来的老夫妇，他们在家中发现了一种从没见过的小虫，担心不明昆虫 “入侵”，引发家庭虫灾。夫妇俩从报纸上听说李利珍是 “研究虫子”的，专程来此请他来鉴别一下。李利珍看了看他们掏出的小玻璃瓶，耐心地解释道，这些虫子只不过是偶尔从窗外飞进屋的，无法在室内安家落户。他还翻出自己收集的昆虫数据库，两位老人看过小虫的 “身世”，放心地走了。
“这不是我的日常工作状态，只不过今天碰巧有人来咨询。平时大多数时候，我这间办公室都很安静。”李利珍一边整理着桌上的资料，一边告诉记者。
如果不说，谁也看不出，李利珍是为上海盘点昆虫家底的人，他最主要的工作是研究隐翅虫，他的团队在上海陆续发现的两个隐翅虫新种已被列入了世界昆虫名录。
在这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李利珍已坚守了近40年。 “我们的工作是昆虫分类学，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实际的用途。”而正是这份 “看似没有用的工作”，帮助我国的昆虫名录得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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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和人类从未谋面的 “地球居民”，它们的世界也需要被了解
人类对动物的了解程度，似乎与动物的个头成正比，要不就是和人类的亲近程度或对人类的危害程度有着正相关关系。昆虫也是如此，大如战神大兜虫、大锹甲这类 “大块头”，虽然并非生活中常见昆虫，人们却对它们有详细的分类和研究。但大多数昆虫世界的 “居民”，因为远离人类视线而很少被关注，甚至在这个世界上连“户籍”都没有。而李利珍就是为它们建立户籍和档案的人。
李利珍最初的专业并非昆虫分类，而是植物保护。由于植物保护离不开病害与虫害的坚定，李利珍在研究植物时发现，我国的昆虫分类基础非常落后，在鉴定物种时，既找不到相关参考资料，甚至连核对种属的模式标本都难以找到。曾经，他为了鉴定一种造成植物虫害的昆虫物种，满世界找该物种的模式标本，最终在英国的一家博物馆找到了。
在昆虫分类学领域待的时间越长，李利珍的感觉越明显，中国昆虫分类研究起步太晚，不论是所谓的益虫还是害虫，都缺乏分类学研究。在欧洲，从1758年林奈建立分类系统后，就开始有了昆虫的分类研究，迄今已有200多年历史了。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昆虫分类学研究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一批海外留学回国的老科学家推动了一些工作的开展，迄今仅几十年历史。 “在昆虫学界，大多数中国的物种都是被外国人所记载，模式标本也大都收藏在国外的博物馆。”李利珍告诉记者，据目前记载，全世界已记录在案的昆虫有100多万种，其中中国约有10多万种，而这10多万种昆虫中，约80%是由外国学者命名的。
“虽然这些昆虫中的大多数，在我们一生中都很少有机会与之碰面，但它们究竟和人类有什么关系，在生态系统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李利珍举例说，家蚕和蜜蜂在被驯化成与人类相互依存的经济物种前，很少有人知道它们会对人类有何意义。包括现在，科学界已经从一些昆虫中提取可利用的抗病物质，这些工作都必须以昆虫分类的深入研究为基础。
自然界的任何一个物种都处于生态链和食物网中，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生态网络系统都会产生波动。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被认为危害植物的毛虫，一旦被人类灭绝，也会引起食物链的变化，导致生态链巨变。“我们很难凭想象来断定某个物种对这个世界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对昆虫有清晰了解的原因。”李利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