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位院士，他长期从事植物遗传育种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创建国家大豆改良中心，致力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培养出大批博士、硕士和优秀农业科技人才。他是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为农业部国家大豆中心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搜集、整理大豆种质资源1.5万余份，创新大豆群体和特异种质2万余份，主持参与研究了20多个大豆新品种，在长江中下游推广种植3000多万亩实现产业化，平均亩产提高10%，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大豆遗传育种学家盖钧镒。
1936年6月5日，盖钧镒出生在无锡市一个俭朴、忠厚的普通家庭。父亲盖寿昌原为一家米行的会计，后来又成为一家动力机厂的出纳。母亲龚仪操持家务，后来参加街道工厂的工作。盖钧镒的父母非常重视子女教育，将四个孩子送到当地最好的学校读书，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
1953年，盖钧镒高中毕业要考大学了。“我要学理科，长大要当科学家，通过科学来强国，为国家做贡献！”他这样告诉老师。同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大学，但命运在此时给这个少年开了一个玩笑。招生委员会以体质不合格为由，不让他攻读理科，将他录取到了南京农学院（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
盖钧镒至今难忘这些指引他走上科学道路的老师们：我国小麦科学泰斗金善宝教授、棉花科学泰斗冯泽芳教授、水稻遗传育种学家朱立宏教授、留美博士吴兆苏教授以及留美博士、著名的大豆遗传和试验统计学家马育华教授。良师的循循善诱、谆谆教导，使盖钧镒逐步走进了植物遗传育种的科学殿堂，尤其是马育华教授将他引入了大豆科学的大门。
在农村锻炼两年后，盖钧镒是最后一个回到母校的老师。
改革开放后，盖钧镒迎来了一次更大的挑战机会。国家开始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42岁的盖钧镒考取了首批国家公派出国访问学者，并于1980年1月赴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担任客座助教。盖钧镒的目标很清楚，“国家把重担交给我，我回国时一定要有交代。因此在国外那两年半时间里，我拼命地学习。”
盖钧镒深刻认识到，中国是大豆的故乡，野生大豆是中国宝贵的财富，蕴藏着丰富的大豆遗传资源亟待人们保护和研究，作为中国大豆科研工作者要担起这个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想到大豆，我感到的就是压力。你自己不够，你得靠别人。出口国抬高价格来控制你，你的筹码给别人掌握了，你就受制于人，所以，我们一直在苦苦奋‘豆’啊！”盖钧镒院士的眼眸中是无尽的忧思与感慨。
为大豆倾注一生心血的盖钧镒院士，生活上极为简单。夫人是高级工程师，在上海做化工，儿子学的是通讯，他们都对农业没有兴趣，多年来一直分居两地生活。若是可以，哪个人不想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呢，可一份5个字的电报，却让盖钧镒毅然选择了这样一份孑然的生活。“1982年8月，我从美国回国先去了上海的家，夫人已经给我找到了两份工作，她希望我在上海成立农学院。我刚在家呆了没几天，导师马育华先生听说我直接到了上海没有回南京，马上发来一份电报‘你赶快回来。’”就是这5个字的召唤，盖钧镒独自一人回到了南京，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
盖钧镒人生的重点和情感放在了培育大豆上。他以大豆资源研究为切入点，在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的资助下，在国内相关农业科研单位协助征集下，和同事们一起，依靠自身力量，在广大中国南方偏远地区征集到大量大豆地方品种，迄今已保存以南方地方品种为主的大豆资源15000多份，建立大豆种质综合性状数据库，保存规模为中国第二，世界第三，仅次于中国国家种质库和美国农业部的大豆种质资源库。“中国所有的大豆产区我都去过。”他自豪地说。
年逾八十，盖钧镒院士依然是不分寒暑、节假日，一早就到办公室，阅读、写作、研究讨论，除午间稍事休息外，常常工作到深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用认真二字总结出自己的做人做事的特点。学问之道，求其认真。设计认真，实验认真，推理认真，则顺理成章，创意必成。处世之道，求其友善。待人友善。待事友善，则众志所向，事业必成。这是盖钧镒院士一生奉行的准则。
盖钧镒
江苏省无锡市人，大豆遗传育种学家、数量遗传学家和农业教育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57年7月南京农学院农学系本科毕业。留校工作后，历任南京农学院（今南京农业大学）助教、讲师、教授，曾任研究院副院长、副校长、校长等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