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中国金融开放持续加速，上海则是排头兵。同时，经历了过去十几年的起起伏伏，外资机构也在开放大潮中寻求新型“中国生意经”，旨在与自身优势、战略相匹配。
7月10日，“上海扩大开放100条”发布，其中涉及金融开放的具体措施就有32条，包括大幅放宽银行业外资市场准入、放宽证券业外资股比及业务范围限制、推进更高层次的金融市场开放等;11日，上海市政府表示，“上海扩大开放100条”将按照中央部署推进落实，不涉及中央事权的地方事项自发布之日起立即启动，原则上大部分争取今年三季度落地。
外资券商无惧短期稀释ROE
今年以来，作为金融开放的一大标志，合资券商领域动作频频。4月以来，瑞银、野村和摩根大通相继宣布已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设立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的申请材料，拟持股51%。
目前，全球性证券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收入份额不到2%且产品有限，未来其业务范围的拓展，才是确保未来维持稳定盈利的命脉。此次“上海扩大开放100条”中就提及，扩大合资券商业务范围，允许其从事经纪、咨询等业务。
上周，瑞银投资银行全球总裁安德烈(Andrea Orcel)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加大中国市场布局虽然可能稀释整体的ROE(净股本回报率)，但我们的投入是为了未来ROE的提升，当然投入也是有纪律性的。我们布局的是未来3~5年的中国市场，我们希望继续对中国市场加大投入。”
据估算，到2025年机构经纪业务收入可能增长四倍至130亿美元，另有870亿美元收入来自市场(即做市、衍生品)、融资(即主经纪商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承销和顾问)。在这种情景下，外资券商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将达到25%，可能推动大型外资券商的全球收入再增5%~10%。
尽管前景积极，仍有观点认为外资的竞争力难以与本土机构匹敌。不过，安德烈认为这点并非中国特有，而正因为认识到了这点，外资机构才要找准定位，寻求新的“中国生意经”。
他对记者表示，“我们认识到，当地市场仍然是以本地公司占主导，这在瑞士、意大利都是如此，当然中国也不例外，而且与二十年前不同，现在的中国机构在客户、网络、资本、信用、规模方面有更大的优势。因此外资的定位是进行优势业务，比如瑞银的定位是，‘将中国带向世界，并将世界带向上海’。这种跨境业务是我们青睐的。”
记者了解到，眼下合资券商对于沪/深港通、债券通、中企境外上市等业务兴趣盎然。此外，多家外资券商已开始筹备“沪伦通”工作，预计年内“通车”后将扮演积极角色。此次“上海扩大开放100条”的第19条也提及，扩大沪港通每日额度;争取在2018年内开通“沪伦通”。
11年后外资行迎新起点
对于外资行而言，中国金融开放也带来新机遇。此次“上海扩大开放100条”中，大幅放宽银行业外资市场准入则是核心。
11年前，即2007年，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明确鼓励外资银行进入中国设立法人银行，到2018年全面取消外资进入中国金融业限制。这11年间，大量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但也有少数外资行从中资银行撤离股权，甚至选择撤离中国市场，其中包括法人银行和设立分行的外资行。当然，期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未来，随着中国金融持续开放，外资行将迎来新机遇，但同时外资行在重新对自身的定位进行反思，一方面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拳头业务”，和国内银行错位竞争，另一方面外资行之间也突出不同的特色。
当年，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外资行对零售业务无不“摩拳擦掌”。不过由于网点少，零售业务困难重重，揽储方面更无法与中资银行竞争。未来，跨境业务将是一大重点。
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朱彤此前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提及，跨境综合业务能力是外资银行真正的优势所在。外资银行利用母行跨境的优势，支持中资企业走出去，配合母行为中国客户提供全方面服务，让在华外资银行子行有更高的参与度。
朱彤也看好托管业务的发展前景。根据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举措，越来越多境外资产管理公司、机构投资者都对中国市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相应会扩大对托管业务的需求。
同时，随着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提速，进入中国债市做业务的大门也向外资法人银行打开。
2016年12月8日，30亿元地方债在上海自贸区顺利发行，汇丰银行(中国)、渣打银行(中国)、星展银行(中国)3家外资银行中标1.8亿元，这是外资银行首次参与我国地方债承销业务。
2017年2月6日，摩根大通(中国)成为首家获得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企业债券承销资格的美资银行。2018年7月3日，该行在“债券通”开通一周年之际，正式获得债券通做市商资格并顺利完成首笔交易。
高层次金融市场开放持续
除了上述机构层面的变化，“上海扩大开放100条”还提及，要推进更高层次的金融市场开放，这包括了更广泛的内容，外资机构也深入参与了每个环节。
例如，要扩大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试点，支持外资机构参与。不同于市场更为熟悉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帮助中国境内投资者投资海外市场，QDLP是于2013年启动的上海先行先试的创新项目，允许投资海外另类资产，包括对冲基金、REITs(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不良信用资产等标的。
此前第一财经记者独家获悉，在暂缓两年多后，摩根资管在今年一季度已获得了第四批QDLP额度，同时多家外资正在申请新额度。此前，上海金融办一共推出了3批共15家机构的QDLP试点。
同时，“上海扩大开放100条”也提到，放开银行卡清算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市场准入限制，放宽外资金融服务公司开展信用评级服务的限制。记者了解到，目前Visa、美国运通、万事达等外资银行卡清算机构均已递交了申请材料;今年5月2日，英资公司World First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了进入第三方支付市场的申请函。
此外，放宽外资金融服务公司开展信用评级服务的限制是一大亮点。早在今年5月25日，第一财经记者就获悉，标普、惠誉等计划在中国成立自己的独资公司。
众多学者和机构人士此前都指出，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比较低，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金融市场的规则制度与国际市场存在较大的差异，制约了境外发行人和投资者参与市场的便利性和积极性。而对外资评级机构开放则是着力点之一，也有建议称，可以从熊猫债市场开始试点，分步骤对国际评级机构放开境内债券评级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