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历史上没有真正的状元，只在南宋时出了一个“特奏名”状元魏汝贤。对此，吴江各方面都非常重视，清代的《黎里志》《黎里续志》《同里志》和《吴江县志》都作了记载。1998年吴江市档案局出版的《吴江札记》明确说魏汝贤是榜眼，“宋淳佑四年甲辰科（1244年）魏汝贤是特奏状元，实是第二名，即榜眼。”（见《吴江札记》第59页）吴江市委宣传部的徐宏慧同志在作过多方调查，撰写了《吴江状元魏汝贤》，在《吴江日报》上连载。
不过，对这位特奏名状元，仍有许多疑问，比如：什么叫“特奏名”？特奏名能否等同于明清两朝的恩科？魏汝贤的次榜是不是榜眼？魏到底是哪里人？是黎里还是同里？魏的举人和明清两代的举人是否同等资格？魏参加会试需要多大数字的车旅费等等。
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科举考试的沿革，尤其是宋代的科举制度。
“特奏名”从何而来？
隋朝草创科举，唐代正式推行，证实是选拔人才的一项重要措施。唐代的科举考试，通常分州、县地方预试，尚书省礼部负责省试（全国性的考试），最后经吏部铨试，通过这三关考试的士子，才是真正的进士，开始授官，人称“三考里出身”。
宋承唐制，略有变化，进士科的考试一般分为州试、省试、殿试三级。宋初，科举年年举行，每年的10月份先在州内预试。当时全国分为15路，路下设州。州试，相当于明清时代的“乡试”，州试由通判，州的副行政长官主持。州试取中的考生，集中起来，随地方向京师进贡的粮税物品等特产一起解赴朝廷，参加礼部的省试（宋代的“省试”，相当于明清时期的“会试”）。所解物品与士子限定时日必须到达京师，当时的交通工具再加当时的道路，路途上的艰难可想而知，因此出现了一句俗语：“天要落雨粮要解”，至今依然活在人们口头，只不过一般人不明出典，错讹成“天要落雨娘要嫁”。
州试俗称“发解试”，录取的考生称“举人”，也叫“举子”、“贡生”，说白了就是向皇帝贡献的人才，发解试的第一名称为“解元”。礼部的省试次年春季举行，主考由皇帝点定，省试的试卷经过糊名、誊录、弥封再加盖印章后，送考官评阅。为了杜绝营私舞弊，宋太祖赵匡胤取消了始于唐代的吏部铨试，改为殿试，亲任主考。
宋代的举人与明清两代有别，明清的士人通过县、州、府的考试，就算进了学成为生员，俗称秀才，通过了乡试就是举人，这种资格终身有效，而且明确规定秀才和举人都拥有一定的特权。宋代参加发解试，成为举人，只适用于当届的考试，如果礼部的省试没有通过，或者通过省试而最后一关殿试被黜落，那么以后仍然得从发解试考起。
在宋代，不少人考，考，考，好不容易考到了皇帝面前参加殿试，到最后还是被刷下来了，依然是个白衣人。据宋人的《邵氏见闻录》与《燕翼贻谋录》等书记载，“本朝自祖宗以来，进士过省赴殿试，尚有被黜者。远方寒士，殿试下第，贫不能归，多有赴水死者。”这就酿成了严重的问题，既然皇帝用殿试取黜读书人，那么落第者的怨愤必定直接指向皇帝。当时有个张元，多次殿试多次遭黜，他一怒之下投奔了西夏，为西夏出谋划策，引领夏军连年侵宋，致使宋军迭遭惨败，闹得在朝在野都惶惶不安。科举考试原本是为让“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唐太宗语），实在不该把多次要求入彀的士人拒之门外。于是，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正式下诏“进士殿试，皆不黜落”，此后殿试成绩基本上只作排名的依据，当然根据实际情况，比如人数实在太多，以后在殿试中仍旧存在少量的黜落。
殿试者的问题解决了，但是那过了发解试而没能过礼部省试的举人仍成问题，从人数来看还是个严重问题，这些人回去都是白衣之身。据史料记载，当时滞留在开封的落第举子少则六七千，多则万余人。遇到国家有事，比如边境不宁、遭遇战争、灾荒等意外，朝廷不能正常举行科举考试，这成千上万的士子因耽搁而找不到出路，往往酿成考生事件。可怕的是不仅出了一个张元，后来还出现了李元、王元乃至赵元一类的人物。于是，朝廷的对策是，一是扩大礼部省试录取的名额，据史料记载，每次礼部省试录取多达五六百人，通常不少于四百；再就是“特奏名”，开宝年间，太宗向礼部下诏，规定考进士考了15次，而且每次都考到终场者，赐予进士出身，谓之恩科。到宋真宗（908-1022年），凡通过5次发解试而黜于礼部省试的举人，另立名册上报皇帝，由皇帝决定赐予进士出身，因为上报皇帝所以有了“特奏名”之称。皇帝准许另立名册的考生与已经取中的考生一起参加殿试，称为“附试”。好多时候，特奏名参加殿试的人数比正式考生还多，咸平三年殿试者1700余名，其中正考生840名（那一年殿试仍有少量黜落），附试生竟多至900余名。附试者的录取另立一榜，这就是“次榜”的来历，为示恩宠，第一名也称状元。
魏汝贤的特奏名状元就是这样考得的，他是次榜的第一名。查《宋史》，那一届进士试正榜取了留炳炎等424人，次榜进士取了621名。吴江档案馆编辑的《吴江札记》，认为魏汝贤考得的是榜眼，进士的第二名，显然也不准确。
特奏名取得进士资格，在宋代确实也称为“恩科”，然而与明清两代的恩科不可同日而语。明清两代规定逢子、午、卯、酉之年举行乡试，逢丑、未、辰、戌之年会试，称为正科，如果遇到朝廷喜庆大典，往往增加乡试、会试，称为恩科，有时恩科与正科合并举行，那么“恩正并科”，扩增进士名额或者按恩正两科录取。很明显，两种恩科大有差别，明清时期的恩科是让考生增加一次参试的机会，宋代的恩科则是让符合资格的考生参加一次安慰性的殿试，然后给予一个名份而已。
魏汝贤世居黎里
再谈谈魏汝贤的籍贯。清《吴江县志》卷24科第：“魏汝贤，志四世孙，状元，莫志（按：莫旦编撰的另一部《吴江县志》）云宋有正奏有特奏，是科正奏状元留炳炎，特奏状元则次榜也。”据黎里镇老一辈口耳相传，说魏汝贤是黎里人，一度移居同里，后来身体有病，仍归黎里终老。县志上没有写明魏汝贤是何地人氏，口耳相传又不足为凭，查一下镇志吧。
撰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的《同里志卷之五·建志下》古迹：“状元街，在冷家浜南，南至富观桥，为宋魏汝贤里居，有状元坊，今祀，人称状元街。”《同里志卷之九·科第》：“理宗淳祐四年甲辰（1244年）科特奏名魏汝贤。”
撰于嘉庆乙丑年（1805年）的《黎里志卷三·表坊》：“状元坊，在学宫左，明洪武三年（1370年）知县孔克中为宋淳祐四年甲辰榜特奏状元魏汝贤立。”《黎里续志·卷三古迹》：“状元旌第，在镇作字圩，宋特奏状元魏汝贤所居。有司旌其门，今其地尚称迎恩坊。”《黎里志》的编撰者徐达源有云：“凡在黎里与黎里人而别建于他处者亦并登载”，状元坊建于县学宫左旁，为黎里人别建于他处，徐氏将它载入志书。而《黎里续志》登录的迎恩坊，则明明白白写清是在黎里作字圩。
同里与黎里两镇志都明确记载着魏汝贤的居住地，看来魏汝贤两个地方都曾居住过。再查《黎里志·卷七人物一》，详细记载着黎里魏氏一族四代的脉络，为慎重起见，特引录其中一节如下：“魏宪字令则，绍圣丁丑进士，与弟志俱有声太学，号熙丰人才，累迁国子司业。亲丧三年，不御酒肉，庐于墓侧。再为司业，以学行见推，遍历中外，师儒之选，寻兼太子舍人，迁中书舍人给事中，入侍经幄，论思献纳为多，又代言西掖，得温厚雅正之体。宣和二年，以直龙图阁知常州三年，除太常少卿，历显谟阁学士，知明州。建炎二年，为吏部侍郎，时车驾南迁，案牍散佚，吏缘为奸，有伪名寄贯之弊，宪请严保任开告赏急期会，以杜其弊。又言古未有背天险以为都者，今京师北有长江，敌骑由京西不四五日可至淮泗，宜有以待之。久之，以直学士左太中大夫提举江州太平观，进吴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二百户，食实封一百户。致仕归，所居曰止庵。学者称为止庵先生，年73无疾卒，今列乡贤祠。弟志，字几道，元祐辛未进士，贲政和丁酉进士，志四世孙汝贤，淳祐甲辰特奏名状元。”
再对照其他资料，简而言之。魏汝贤曾祖魏宪、魏志，分别于绍圣丁丑（1097年）与元祐辛未（1091年）得中进士，祖父魏贲政和丁酉科（1117年）进士登第。魏汝贤的父亲身处赵宋南渡乱世，科举不第，直到魏汝贤蒙恩于公元1244年赐得特奏名状元。由此可知，魏汝贤世居黎里，同里只是他寓居之地。
赴考经费不多
最后，再说一下魏汝贤的举人资格以及赴考盘缠等问题。
按照宋代规定，魏汝贤至少5次通过了举人考试，举人赴京城参加礼部的省试，随贡品一起发解，沿途由驿站供给食宿。这一规定沿袭到明清两代。大家都会记得，1895年，康有为联合了全国各省在京举人1300余名，共同签名上书，反对李鸿章去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世称“公车上书”。公车，举人参加会试（明清两朝礼部省试改称会试）不需自掏腰包，乘坐的是公车。至于少数有钱的士子，他们自己愿出车马费，又当别论。比如徐霞客的祖父徐经，他是江阴首富，赴京应试自备画舫，带上一大帮男佣女仆，请了吴中名士唐伯虎作陪，气派地驶往北京。魏汝贤的祖上赴省试，京城在开封，即使公车，自己毕竟也需要一笔花销，而魏汝贤赴试，赵宋已经南渡，京城在临安（杭州），黎里也好，同里也好，陆路也好，乘船也好，不超过100公里，即使需要一点费用，应当不会是太大的数字。
前些时候，据撰写“同里历代名人”的徐宏慧同志说起，昆山陈墓镇（现在改名为“锦溪”）有位陆先生，因重修家谱，来到吴江同里，向有关人士介绍，说是他的先祖资助了魏汝贤赴京城会试的盘缠等费用，才使魏汝贤得了状元。理宗皇帝给魏汝贤下了一道圣旨，还御笔赐予“状元厅”三字，令魏汝贤建造一座状元厅。当时魏汝贤已经患上了肺病，自知将不久于人世，魏就让陆澔把御笔“状元厅”制成匾额，在陈墓的周家浜造起了状元厅，府邸再加园林，占地45亩。不过资助魏状元的那位陆氏先祖的名字，至今阙如。后来徐宏慧同志的《吴江状元魏汝贤》一文中将其取名为“陆澔”，在文末附注了一语“文中陆澔为化名”。
最近成立的苏州名人馆，有魏汝贤的介绍，简录如下：魏汝贤，平江吴江人，幼贫力学，南宋理宗淳佑四年(1244)甲辰恩科特奏名状元，官知温州兼节制镇海水军。看来，魏汝贤中了状元之后，并非不久于人世，他还在温州任过职，而且还兼管过水军。
综上所述，特奏名是赵宋王朝笼络读书人的一种手段，魏汝贤的状元只是朝廷示以恩宠的产物，与真正平升三级而得的状元有所差异。魏汝贤的举人，也大大不同于明清两朝的举人出身。编写家谱应当实事求是，不能随便攀附名人或大家，包括拔高历史上的某些人物，再作攀附。撰写地方史稿，是严肃的事业，应当为后人留下真实的史料。当然，如果撰写小说或者民间传说，自可驰骋想像，进行艺术加工，那又当别论。（李海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