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周程祎
“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如何理解党的建设与改革之间的关系？当前党的建设领域还存在哪些突出问题？怎样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记者专访上海市委党校原副校长、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梅丽红。
在改革上统一思想统筹推进
记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这句话自今年6月以来多次提出，有何深意？
梅丽红：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既是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健全政治保障的必然要求，也是对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其实，相关提法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曾经先后提出“以改革的精神把党的建设推向前进”，“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强调通过党的自身改革和制度建设来推进党的建设。这是一以贯之的总基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强调要以自我革命精神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其力度、深度、难度前所未有。全面从严治党，特别强调刀刃向内、自我革命，以严的基调正风肃纪，惩治腐败“零容忍”，这是新的鲜明特点。
记者：这里说的自我革命精神，与以往的党建思路有何区别？
梅丽红：毛泽东同志当年讲让人民监督政府，这是外在压力；党的自我革命实际上是激发内生动力。把外在压力和内生动力结合起来，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和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自我革命已经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基础概念、基础理论。
要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同时大也有大的难处。把这么大的一个党管好很不容易，把这么大的一个党建设成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更不容易。”党的二十大报告则首次提出“大党独有难题”这一崭新论断。从“大有大的难处”到“大党独有难题”，标志着我们党对党情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记者：全会《决定》共提出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都是涉及体制、机制、制度层面的内容。怎样理解党的建设与改革之间的关系？
梅丽红：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更加体系化。这个体系是围绕大党建格局展开的，就是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融为一体，党的领导把方向、谋全局、定政策，党的建设给力量、促定局、做保证。
之所以强调两者的关系，是因为改革进入深水区，各项改革深度关联交织，牵一发动全身。坚持和加强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提升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力和权威性，有利于全党全国在改革上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有利于改革涉险滩、闯难关、啃硬骨头，也有利于统筹协调、蹄疾步稳推进各项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各领域改革需要密切配合，各方面措施需要统筹协调。因此，坚持以组织方式变革引领改革，健全党对全面深化改革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机制，可以增强我们党领导改革工作体制机制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党的建设要坚持问题导向
记者：在全会前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直面问题，其中特别提到了“党的建设的突出问题”。当前，党的建设存在哪些问题？如何破解？
梅丽红：党的建设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健全防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制度机制，健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机制，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有效办法等等。这些都是针对党的建设的突出问题提出来的，“完善”“增强”“健全”后面跟着的就是当下存在的问题。
对此，《决定》给出了解题方向。比如针对当前干部队伍中存在为捞政绩竭泽而渔违规蛮干、以牺牲长远利益换取短期利益问题，存在政绩观错位、大搞新形象工程问题，存在不敢斗争、不愿担当的“躺平式”干部现象，《决定》提出要树立鲜明选人用人正确导向，大力选拔政治过硬、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的干部，着力解决干部乱作为、不作为、不敢为、不善为问题。同时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开拓进取、干事创业。这些改革举措其实都是有针对性的，更加精准，同时注重标本兼治。
记者：我们注意到，部分地区在开展党建特别是基层党建时，很喜欢创造新概念。您怎么看？
梅丽红：这要一分为二。一方面，党建工作确实需要加强总结提炼，不能总是闷头探索，不去归纳其中带有规律性的党建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实现形态等等。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在基层党建工作中，存在形式主义、搞“盆栽”等问题。
要认识到，无论是开展基层党建，还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任何工作，最核心的原则还是求真务实，从问题出发，贴近人民群众真实的需求，通过基层党建的有效工作实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把社会各类群体凝聚在我们党的周围，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不管采取什么形式方法，最终都要服务于这个目的。
我们党的建设有一个重要经验，就是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展开。今天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聚焦党的使命任务，不能脱离中心任务去搞党建。从历史上看，这是我们党的一个法宝。
为担当作为干部撑腰鼓劲
记者：全会《决定》对干部管理也提出了不少改革要求。结合今年4月以来在全党开展的党纪学习教育，下一步应如何转化为干部干事创业的动能？
梅丽红：如今，纪律的笼子越扎越紧，纪律之下没有特例。我们看到，党员干部遵规守纪意识已经得到极大增强。面对新时代、新使命、新任务，纪律建设本身也在不断与时俱进。这就需要建立纪律教育的常态化机制，不断深化党员干部对《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理解运用，让他们明底线、知敬畏，同时必须认识到，遵规守纪只是立身之本，干事创业才是价值所在。
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涌现出了一大批敢闯敢干、廉洁自律的优秀干部，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在新征程和新任务面前，上海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特别是既有很强的规则意识、又善于在夹缝中蹚出新路的特点，坚定当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促进派、实干家。
记者：关于干部的精神状态，这几年社会上和干部群体中间议论很多。下一步，怎样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如何让干部更有动力当好“促进派、实干家”？
梅丽红：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开拓进取、干事创业。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最根本的是从制度建设上发力，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
比如现在不少干部患上“被问责焦虑症”，在工作中瞻前顾后、战战兢兢、放不开手脚。对此，《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七条就专门增写了对滥用问责或者在问责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行为的处分规定，目的是要用好纪律惩戒的指挥棒，减轻基层干部被问责焦虑症，为担当作为的干部撑腰鼓劲。
又如，这些年对基层的考核过多过频。“解决基层负担过重”虽然被提了很多年，但效果一直不明显，抓一阵好一阵，一放松就反弹，或者通过层级分解任务的方式为自己减负、让别人受过。所以，三中全会《决定》特别强调健全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考核的导向是什么？量化考核指标是否合理？检查的初衷是什么？填表到底有没有必要？上级部门要多思考这些问题，要考虑实际效果。如果实际效果不佳，又增加了基层负担，这就偏离了初衷，需要反思或调整这些手段和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