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汪家隆：汪六皆之子。
汪六皆，1902年出生，1975年去世。张简斋亲传弟子，深得张氏医术真传。抗战胜利后由重庆返回南京，曾在南京同仁街54号悬壶开业，秉承了张简斋用药轻灵、兼顾脾胃的特点。1945年3月，中央国医馆开办医务人员高级训练班和特别训练班，讲师为邹云翔、张锡君、汪六皆等 26 人，张简斋和张锡君分别为班主任。
南京市中医院建院初期，首任院长张仲梁，携侯席儒、汪六皆、濮青宇、傅宗翰等张简斋众弟子加入，汪六皆任内科主任。1956年6月6日，南京市第一届政协会议召开，汪六皆与冯双湜一起当选为中西医界别委员，并出席大会。
据《南京卫生志》记载，1960年，南京市卫生局确定急需继承的老中医名单，汪六皆名列其中。有报道称：中央人民政府原副主席李济深、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黄炎培、程潜，建筑大师杨廷宝、天文学家张钰哲、词界泰斗唐圭璋，以及南京大学原副校长范存忠等，都曾求医于汪六皆。
2011年10月，汪六皆长子汪季直被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张简斋国医医术”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父亲长的又白又胖，生性平和好学
用药轻灵，注重保护病人脾胃
汪六皆。
【口述内容】
我叫汪家隆，1962年出生，父亲汪六皆当时已经60岁了。我父亲是南京的大名医，他早年在民国医宗张简斋门下，跟他学习。那时，我父亲住在南京城南的颜料坊，这条街不长，但出过不少大名医，比如随氏儿科随翰英，散文家朱自清也在那条街上住过。我爷爷叫汪为堂，是明末清初的秀才，文章写的非常好。
我父亲是在他伯伯的引荐下，到张简斋家里学中医的。当时我父亲的伯伯跟张简斋讲，说我父亲悟性很好。张简斋一看果然不错，当即就决定收我父亲为他的弟子，当时在张简斋家里学习的弟子不多。期间，我父亲熟读《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背得滚瓜烂熟。5年之后，我父亲就出师了，在南京下关永宁街行医。因为父亲看病很认真，对患者会从头问到脚，对一些穷苦病人，不收诊费，所以病人很多。父亲医术非常精湛，他看过的病人基本上3个月就能康复。父亲基本上每天早晨到诊所，到晚上8—9点钟都下不了班。有一次父亲身体有小恙，就停了几天没有看病。结果隔壁药店老板就急得要命，跑过来问：汪大夫怎么没有来?因为药店每天都要靠我父亲药方给他，他才能卖药。
1937年，父亲避难到重庆，在重庆中二路行医，每天大概要看60——70号病人。出诊的时候，父亲会坐黄包车。我听父亲讲过，他坐的黄包车，车轮子很大，车把很长，车后面装了一个箱子。车上挂着一个铃铛，车一拉动，一路叮叮当当地响。
1945年，中央国医馆在重庆开办医务人员高级训练班，张简斋、张锡君担任班主任，邹云翔与我父亲汪六皆是讲师。抗战胜利后，1946年，父亲由重庆返回南京，在太平南路大行宫路口的老字号“存心泰”坐诊。上午是邹云翔，下午是汪六皆。在重庆，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因失眠宿疾久治不愈，请我父亲诊治，两剂而愈。戴季陶亲题“张简斋大门人汪六皆大夫方脉”几个大字，并制成牌匾送给我父亲，以示尊崇。
1956年，南京市中医院成立。张仲梁院长牵头，张简斋几大弟子侯席儒、汪六皆、傅宗翰、濮青宇，都受邀参加了市中医院的创建。父亲说过，每天往返市中医院为病人看病，感觉很幸福。同时也非常累，因为病人多。
许多社会名流，像已故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程潜，建筑大师杨廷宝、天文学家张钰哲、词界泰斗唐圭璋、南京大学原副校长范存忠等等，都来找我父亲看病。还有特级教师斯霞、二胡大师张锐等，都找过我父亲看病。
我父亲是南京市政协委员，1—6届，1960年，我父亲就被南京市卫生局确定为急需继承的名老中医。
我父亲不仅精通内科、儿科、妇科，尤其久治不愈的顽疾，经过他的诊治，都有好转。当时我父亲在市中医院里面病人很多，到中午都没有办法下班。做了一年多后，父亲离开了市中医院，在自己的老宅南京同仁街54号继续行医。
我父亲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开市中医院的?我这样猜想：一个是我父亲在家行医多年，自由散漫惯了。如果在医院上班，必须按时按点上下班。他养成了个体行医这种模式，不习惯在医院里上班。另外一个，他在南京市中医院病人很多，身体也比较累。同时感觉自己家庭人口比较众多，认为自己在家里做收入要高一些。
我父亲在同仁街54号的老宅，位于南京市中心，是一处中式四合院露天房子。优势是可以把门诊设在第一层，中间是堂屋，左边是药室，右边就是休息室。
我父亲长的又白又胖，生性比较平和，好学。特别爱好京戏，有时候会拉京胡，自拉自唱。而且他是个美食家，对美食比较爱好，他自己能做几个菜。
我父亲晚年患有血压高，他是1975年离世的，那时候我才13岁。
在我印象当中，父亲是一个非常爱学的人，他对中医非常认真。我记得他晚上有时候也看书，要钻研钻研。病人用什么药，他都非常仔细地看。
父亲常说，病人用药非常有讲究，病人的胃一定要保护好，不能因为吃你这个药把胃吃坏了，那这个医生就不是成功的。他还常说：脾胃为后天之本，吃药还是要靠脾胃来吸收，才能达到药的功效。他用药比较轻灵，就是分量少，药效高。有时候，他的药方到了药店，抓药的还讲他开出的这个药太轻。虽然他用药轻，但能打中病人患病要害。人家送给父亲一个外号叫“汪三副”，意思就是找他看病的病人，如果吃他的药，三副就可以药到病除。
文革中，我家受到冲击，很多古籍医书、老式家具都被抄走。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的哥哥汪季直30岁。我哥哥汪季直完全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开始像他一样为病人看病。
可惜的是，像我父亲，特别是张简斋这些名家，因为当时病人实在太多，没有时间著述医书，也就没有留下什么记载。
【历史现场】
南京市唱经楼小区，一栋典字形高层居民楼一楼，就是汪季直后来的诊所。一室一厅的室内，挤满了古老的药柜、中药炮制的工具，以及清末民初留下的古典家具。家具上镶嵌着钉螺闪片，墙上悬挂着戴季陶亲笔题写的“张简斋大门人汪六皆大夫方脉”牌匾。
汪六皆手书处方。
汪家隆介绍说：桌子上这幅老式眼镜，我父亲戴过，我哥哥用过，板材的。我父亲、哥哥他们都是纯中医，望闻问切，不用仪器的，没有电的情况下都能看病。
哥哥十七岁跟着父亲学医，深得亲传
主张一人一方，人送外号“一帖灵”
汪六皆长子汪季直。
【口述内容】
我哥哥汪季直1945年出生在重庆，受我父亲嫡传，17岁高中毕业后就在我父亲身边学中医，常跟我父亲出诊。他的行医跟我父亲一样，延续了张氏医术的特点，对病人的问诊也很仔细。他认为用药如同打仗，要调兵遣将，每一个处方用什么药，怎么用，他都要经过很慎重的考虑，要好中选优，而且要保护好病人的胃肠。
我哥哥汪季直对中医非常热爱，行医将近40年。同仁街老宅没有拆迁之前，他基本上在家行医。后来他搬到南京藏经楼小区里面继续行医。门口不挂招牌，全靠病人口口相传。我哥哥常说：病人是拿自己吃饭的钱来看病的，也没有报销。在体制外行医，必须要有真本事才行。
汪季直在南京鱼市街诊所为患者诊疗。
文革期间很乱，但我哥哥没有放弃行医，他说他要永远坚守传统中医这块阵地，他相信中医一定能大放光彩。我哥哥对张简斋医术非常崇拜，也延续了我父亲用药轻灵的特点。他说现在这个中成药对病人还是不太适合，根据个人的体质，病人一人一方比较好。他用药的时候非常注意这方面，一般的发热、外感病，我哥哥一般只用一副药，病人就能够好。所以，人家送我哥哥一个外号叫“一帖灵”。
张简斋的孙子张继凯，从美国到南京，他找我哥哥汪季直看过几次病，曾经讲过我哥哥汪季直完全延续老太爷张简斋的风格，老太爷的医脉就在这一块儿了。
外面好多医院、医馆都想聘请我哥哥，但我哥哥跟我父亲非常相似，认为时间要自由一点，不要受什么约束。
焦易堂(前排左一)随孙中山先生及夫人宋庆龄女士出席中国国民党广西支部成立大会。
《焦易堂先生》纪念集书影。
有一次，原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的小儿子，因为失眠，也来找我哥哥看病，还送了我们一本他们自己编的焦易堂纪念册。十几年前，他也找过我哥哥。
2023年，我哥哥汪季直不幸离世，时年78岁，行医近60年。生前，他获得了张简斋国医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称号。
2024年1月26日，南京市金陵医派中医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举行汪季直追思会。
【历史现场】
汪家隆介绍说：作为汪六皆最小的的儿子，我是1993年跟我哥哥汪季直学的中医。当时我哥哥汪季直跟我讲，他说名师指点一下胜过你读十年书，这句话讲的非常好。
学习中医一个要悟性高，第二要有名师指点，比课本上学的要好得多。真正的老中医必须师带徒，以家传的方式来延续，这才是真正的中医。
我哥哥汪季直时常跟我讲，用药的时候必须要处处照顾病人的胃。只有不伤他的胃才能吸收你这个药。还有一句话就是，你看再多的书不如接触病人多来的好，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
所以我现在正在对我父亲、我哥哥的医术进行整理、研究，我要把他们宝贵的临床经验总结好，让张氏医术薪火相传。
【采集时间】2024年7月5日下午
【采集地点】南京市丹凤街唱经楼小区
【采集整理】南京市中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