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吴桐
元宵节，在上海芭蕾舞团排练厅里第一次看《百合花》排练，编剧王安忆感到很“意外”。
原创芭蕾舞剧《百合花》根据王安忆的母亲、作家茹志鹃同名短篇小说改编。小说于1958年发表在《延河》上，全文只有5000多字。它讲述了通讯员、新媳妇、文工团女战士3个不同身份、不同性格、不同生活背景的人物因“借被子”这件小事产生的交集，展现战争年代的人性之美。
“这部小说，故事情节非常简单，要把它变成一部芭蕾舞剧，需要大量内容去充实，令我意外的是，目前在排练厅里的呈现已经非常丰满，非常生动。”王安忆说。
《百合花》是上海芭蕾舞团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创作的红色题材作品，由多次荣获“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荷花奖的编导王舸执导。
这个简单而久远的故事，如何被改编成一部芭蕾舞剧，让那朵百合花在今天的观众心中重新绽放？
最困难的地方，处理得最生动巧妙
受邀担任《百合花》编剧，王安忆答应得很干脆。“母亲1998年去世，20多年的时间不长，但世界变化太快。我很感动，大家没有忘记这部如此久远的短篇小说。”
据茹志鹃在《〈百合花〉的写作经过》中的记载，小说里的战斗正是发生于1946年的苏中七战七捷。这场著名战役的指挥部所在地，就是现在的南通海安。当时，茹志鹃在总攻团的前线包扎所做战勤工作，她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正是去“借被子”。无数以“新媳妇”为代表的当地百姓，将自己所能提供的一切物资奉献出来。
当年创作这部短篇小说时，茹志鹃才30岁出头。王安忆很高兴地看到，芭蕾舞剧《百合花》的主创和主演团队都很年轻。“我是写小说的，习惯于一个人的独立劳动。这一次，跟这么多年轻的创作者一起工作，不像一个人那么寂寞。他们的工作，让这个纸面上的故事，变得直观和生动起来。”
从小说改编成芭蕾舞剧，王安忆最担心的一点是：“借被子”这件小事，太日常、太写实了，如何搬到舞台上？没想到，上半场，正是“借被子”这场戏，让王安忆印象最深。“我原本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没想到处理得最生动、最巧妙，王导真的很有‘招’。”
另一个王安忆喜欢的处理方式，是《百合花》用倒序的手法讲述这个故事，“它呈现了人物的成长，同时让这个故事和我们的距离拉远了，有了距离感，也就有了更复杂的情感在其中”。
这样的故事不应被今天的人遗忘
“人物的形象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1958年，《百合花》发表后，时任文化部部长茅盾曾如此评价。
《百合花》的排练厅里，有不少上海芭蕾舞团年轻演员的身影。为了塑造出更好的角色，演员们没少挨王舸的骂，但又都对他很服气。王舸说：“要求高，是为了把戏做好，不妥协不放弃，和大家一起做一部好戏。”
对于王舸来说，《百合花》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保持原著小说清新俊逸的基调，同时展现海派芭蕾“高贵典雅、精致细腻”的风格，打造一部浪漫、抒情的红色题材芭蕾舞剧。
排练的过程中，作为制作人的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总是陪伴在排练厅里。“上海芭蕾舞团有《白毛女》这样的‘传家宝’。今天创作《百合花》，我们肩负着这样一个使命：沿着前辈对芭蕾民族化的探索继续走下去，创作出有中国风格、有国际视野的海派芭蕾作品。”
作曲家杨帆为《百合花》创作的音乐，曾让辛丽丽落泪。这位在部队大院里出生的青年作曲家，在接受《百合花》邀约之后，第一时间翻开家里的箱子，找到当年爷爷奶奶穿着军装拍摄的照片。儿时，他在语文课本里读过《百合花》，创作前他把小说找出来，又翻看了许多遍。
“我想，这样的故事不应被今天的人遗忘。尽管在创作的过程中遇到过许多困难，但我希望，能和大家一起创作一部让年轻人喜欢的红色题材芭蕾舞剧。”杨帆说。
《百合花》出品人、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总裁张颂华说，这部作品从2022年开始筹划，“希望能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能在传承红色文化、创新海派芭蕾表达上再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