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扬州城遗址考古工作的深入，一批批各个朝代的城砖陆续重见天日，扬州城遗址厚重而深邃的历史底蕴在这些形态各异的城砖中得以体现，记者昨从考古部门获悉，扬州已发现了品种不计其数的城砖，内容之丰富令人瞠目，有业内人士表示，扬州拥有如此丰富的城砖资源，完全可以开设一座城砖博物馆。
铭文内容包含人名、州名及时代特征
据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扬州唐城考古队队长汪勃介绍，十余年的考古研究中，扬州发现了品种不计其数的城砖，有的城砖含“郭进”、“史逸”、“周礼”等人名铭文，有的含“滁州”、“常州”、“徐州”等州名，还有含“迎銮”等具有特殊时代特征的铭文，内容之丰富令人瞠目。
“这些均为唐宋时期的扬州城砖，城砖的品种之多与千年古扬州独特而复杂的历史背景关系密切。”考古人员表示，根据文献记载和扬州城南门遗址的考古发掘结果可知，唐代扬州罗城主要有两次大的修建，而南宋时期的扬州战火频仍，也曾多次修缮城池。
发掘过程中，两宋时期，扬州城的城砖铭文种类繁多，有的可以明确具体是属于北宋或南宋，有的尚难以确定，通过长期的考古发掘，积累了一些经验用以判断城砖的时代，例如北宋城砖颜色略显深灰，且表面较为光滑，而南宋城砖与之相比，则显得稍微浅灰且表面略微粗糙。
因此，综合城砖的烧制特征，及铭文的内容和书体、铭刻的位置和方式方向、城砖的规格尺寸及有无边框等特征，大致可以推测出城砖的时代。
此外，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并与考古发掘结果相比对，南宋时期镇江大军虽然或与武锋军同时存在，但从宋大城北门遗址瓮城的修建情况来看，推测扬州宋代城砖铭文中的与镇江大军相关的前、左、中、右、后等各军主要属于北宋末期。
扬州城砖自唐后渐趋变厚
汪勃介绍，这些城砖的铭文字体丰富，有篆书、隶书、楷书等，其铭刻的位置既有位于砖端、砖侧的，也有位于砖面的，而铭刻方式更是五花八门：阳文、阴文、模印、戳印、刻划、手写等，至于行文方式则有竖行、横行、左起、右起，还有反字及加字等方式。
汪勃认为，城砖的规模尺寸，虽然不能作为推定时代的绝对参考，但唐宋时期城砖的厚度，总的来说，还是有逐渐增厚的倾向，这或许也与烧制技法有关。
“唐宋城砖，在规格尺寸上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中唐罗城砖各部分的规格都较小，与唐代其他建筑用砖相同，而晚唐罗城砖长、宽的尺寸较大，且厚度较薄。”汪勃介绍，五代城砖长、宽、厚的尺寸都较晚唐的更大；北宋城砖的厚度等于或略大于五代城砖，而长、宽的尺寸，不但小于晚唐和五代的，也小于南宋的。
通过城砖的厚度数据比较，不难得出结论，即扬州城砖的厚度，从中唐、晚唐、五代、北宋到南宋乃至明清，有渐趋变厚的倾向，基本情况可概括为唐代的小于6厘米，五代的小于或等于6厘米，北宋的等于或大于6厘米，而南宋的大多超过7厘米。
“高邮”铭文砖，系高邮军烧制
在这些城砖中，不乏有“扬州”字样铭文的城砖，其中，有“扬州/武锋军”、“扬州/精锐军”、“扬州/宁淮军”、“扬州/武定军”等，通过这些铭文，不难看出，扬州城曾经历过硝烟弥漫的一段锋火岁月。
引人注意的是，在发掘的城砖中，发现了大量的“高邮”铭文，例如，“高邮县官造”、“高邮县城砖”、“高邮军吴九”、“高邮中军砖”、“高邮炮弩手造”。
为何会有如此多的“高邮”城砖集中出现？汪勃介绍，高邮在北宋初年一度为高邮军，1072年废为县，隶扬州，1086年复为军，在南宋初年，1130年升为承州，1135年，废为县复属扬州，1161年复为军，这些含有“高邮”的铭文砖，有“高邮县”铭文的城砖，长近40厘米，宽约18厘米，通过这些特征，倾向于是北宋时期的；而有“高邮军”砖文的城砖，宽度多为18厘米或19厘米，推测宽18厘米的，多为北宋末期的高邮军所烧制，而宽19厘米的城砖厚度均大于7厘米，可能系南宋的高邮军所烧制的。
城砖丰富，可打造扬州城砖博物馆
业内人士表示，每一块城砖，记录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这是一本鲜活的历史读本。“扬州拥有如此丰厚的城砖资源，跨越了数个朝代，其丰富的铭文信息，记录了一段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完全可以开设一座扬州城砖博物馆，展示过去的历史，丰富扬州城的文化内涵。”
业内人士介绍，考古人员曾在南门遗址发掘出一块唐代中期罗城城砖，砖模上没有文字，也没有戳印，规格与后世扬州城砖相比较小，究其原因，推测是由于时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的陈少游，于建中四年(783年)仓促筑城所使，“这些宝贵的实物佐证是我们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资源，应该好好利用起来。”
汪勃表示，扬州唐宋时期城址的城门、城垣遗址，既有世代上的延续性，又有各自的特殊性。这些遗址中，都有较多的铭文城砖，因此，研究城砖铭文的内容和书体、铭刻位置和方式方向，以及城砖的规格尺寸、烧制特征等，建立扬州城遗址唐、五代、北宋、南宋等时期的城砖序列，也对于判断关联遗迹的相对时代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实际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