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藏沉思，百感交集。回想一年来抗争病魔的艰辛历程，学术追求和情义力量是我勇跨人生关口的精神支柱。耳听2010年的钟声敲响，感谢上苍让我在学术探索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这段文字，是盐城师范学院经济法政学院教授王强为自己2010年8月出版的著作《中国共产党“劳资两利”政策研究》所写“后记”的开头。
写这段文字的时间，是2010年的农历正月初六。苏北的城市里，北风呼啸、哈气成霜，那个冬季，对王强一家更意味着极度寒冷。但，信仰的力量让他们在严寒中生出超越常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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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王强查出痔疮，他没在意。2008年，学院申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省重点建设学科，他和同事没日没夜做着申报准备。一次接专家时，王强迟迟才出现，同事问“咋了”，他淡淡地说：“刚才出血不止，现在好了。没事！”
省重点建设学科正式批复成立后，在大家的催促下，王强去医院做了检查。11月，医院诊断结果出来了：直肠癌晚期。
晴天霹雳。王强的妻子孙卫芳回忆：“那天下班路上，我在公交车里接到他的电话……我什么表情也没有，眼泪止不住地流！”
“不信——信——哭泣——面对”，这些看似简单冷静的词语的背后，是一个家庭无以对外人言说的痛苦情感的跌宕。而“面对”的第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在哪里动手术？
心急如焚的院党委书记成长春当即联系省人民医院的专家，预留了床位。然而，王强安静而坚决地拒绝了这番好意，选择在盐城动手术。他的理由很简单：“在当地做手术，我写书方便些。”
这书，就是《中国共产党“劳资两利”政策研究》。在得知不幸后，王强就作出了决定：要以最快的速度与生命赛跑，争取完成这本书的写作。他说：“我年纪轻轻就得了这病，这是不幸，也是好事——因为，我能安下心来做我喜欢的事了，我要把坏事变好事。”
这既是水道渠成，也因这场疾病的到来而强行启动。王强生前研究方向，是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手术前6个月，他第一次申报并成功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这本书计275页。“此书构思于病榻中，写作、修改、完成于休养间。”王强在书的“后记”里这样写道——捧在手中，记者感知着它的温度与重量：斯人已去，而书的温馨留在人间；它凝结着一个生命对信仰的追求，重若千钧。
他抓住时间，奋力笔耕的决定，得到了妻子的赞同。她对记者回忆说：“我就想做一件事：多陪他，多帮他完成每一个心愿。”
2
2008年12月初，王强在盐城做了肿瘤切除手术。
漫长而熬人的住院生活，代替了原本温暖的家庭时光。为帮助丈夫实现编写《中国共产党“劳资两利”政策研究》的心愿，孙卫芳索性把电脑搬到了病房，一边照顾爱人，一边把他更新的手稿输进电脑。
住院时，所有来看望的人都吃惊于王强那间特殊的病室——看不到过多的生活用具、食品，几乎所有的空间都让纸张、笔、电脑占据。放疗期间，妻子帮他买了小支架，王强把笔记本电脑带到病床上，继续写稿。
“学术追求”和“情义力量”，的确是这对坚强夫妇的双拐，而其中的甘苦，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化疗，王强头发大把脱落。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妻子深知他十分注意自己的形象，便跑遍大街小巷，为他买回来各式各样的帽子。
癌症病人晚期非常痛苦，杜冷丁、吗啡可以缓解疼痛，王强却坚持不用。他说：“那些药品用了以后会有依赖，会影响思维。我现在唯一好的就是思维了，我要把书写完。”直到去世，他也只吃初级的止疼药。
“我知道他很疼。有时候夜里醒来身边没人，一看，他和衣在电脑前写文章。问他为什么？他说，写东西能分散注意力，少疼点。后来，病魔折磨得他实在坐不下来了，他就蹲着继续写作，不知不觉，鲜血就染红了棉裤。”说着说着，孙卫芳再也忍不住哭泣。
2009年5月4日复查，癌细胞已扩散到肺部。2010年初，不能发声的王强吃力地在手机上按出“笔”字，妻子把笔递到丈夫的右手边，却发现他的手不听使唤地拼命往左伸。她把笔塞在丈夫手里，转头奔出了病房——这个坚强的女人，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伤痛而失声痛哭。
那天夜里，躺在病榻上的王强浑身插满管子，难受得死命咬住嘴唇。孙卫芳握着丈夫瘦骨嶙峋的手，轻轻哼起大学时代两人常听的歌。这个男子汉眼角渗出泪水，滚热的泪珠掉落在她的掌上。
从那以后，孙卫芳不分昼夜地扑在书的编写上，她坐在爱人的病床前，一遍遍梳理他的手稿，一心念想着出版之日尽快到来。
终于，2010年8月，《中国共产党“劳资两利”政策研究》出版了。2011年10月，王强病危；3个月后，他挺过来了，笑着用手在妻子掌心写：“我又赚了。”2012年9月8日21时11分王强去世，年仅42岁。
手抚着书的封面，孙卫芳在追忆丈夫。
倾注了这对夫妻心血命脉的这本书，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劳资关系理论发展史，系统地勾勒出了马克思主义劳资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发展脉络，而且，拓宽和深化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研究范围。
正是其丰赡的理论价值与现实的实践价值，赢得了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这本书，顺利获得江苏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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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老师，我还想写本书。如果我能活下去，我希望我们能合作；如果活不成，我希望你替我研究下去。”这是王强临终前发出的一则短信。
遗言里提到的“贾老师”，是盐城师范学院老师贾后明。看到短信，贾后明泣不成声。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王强魂牵梦萦的追求。
“研究马克思主义，也笃信马克思主义。我丈夫是个普通人，只是比一般人多了一份执着，对信仰的执着。”孙卫芳与王强，是徐州师范大学88级的同班同学。共同的人生理想，让两个年轻人走到了一起。
1992年大学毕业，当王强选择在高等教育相对落后的苏北执起教鞭时，孙卫芳也果断放弃家乡的优越职岗，随他来到盐城市纺织职业技术学院任教。20年的风风雨雨，夫妻俩相濡以沫不言苦累。
记者在王强与孙卫芳的家里看到，书房俨然是一个小型图书馆，目之所及，皆是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关书籍，成百本上千本地整齐摆放着。平日下班后，夫妻俩大多窝在书房里看书。王强喜欢喝着茶，端坐在书房，潜心思考，常常物我两忘。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平时在书房，谈的最多的就是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我觉得，这已经成为他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孙卫芳说。
听过王强授课的学生，都为老师的笃信所感染。“在课堂上，老师兴之所至，常常背出提到的经典著作原文。这让我们折服。”王强的学生许冬梅说。
自2008年住院以来，他以惊人的毅力在《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等专业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17篇，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9篇，完成著作《中国共产党“劳资两利”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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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不图名利，就这样默默无闻地追求自己的理想，用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学习和传播，逐步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出色的‘行者’与‘译者’。”成长春书记这样评价王强。
即便是生病治疗的几年里，王强依然没有放弃教学。身体状况稍微好些，王强便会要求妻子送他去学校，指导学生写论文。2008年，学院申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一省重点建设学科，当时学科组负责人并非王强，但是，组里任何一位老师都无法否认：“没有他，就没有这一学科的成功批复！”
“师者风范树时代先锋，学者品格铸崇高楷模。”听闻王强病逝的消息，青海师大研究生部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曹广超，写下了这副挽联。
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徐元宫，是在审稿时认识王强的，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有时电话一通就是一两个小时。王强去世后，徐元宫挥泪写就悼念文章《你从山中来，带着兰花香》：“王强先生的离去，给我留下了兰花的芬芳和刚毅！”
王强，在他短暂的42年人生里，虔诚地付出智慧青春。即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轻言放弃。在生命的最后时间，这位“70后”教授勇士般地与生命道别，而与他的信仰紧紧握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