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艳 刘阳
2月14日，本报热线互动栏目报道了一则新闻，称日前海州锦屏磷矿职工宿舍工人村在拆迁改造过程中，发现大量明代海州城墙砖，其中不少完整的城砖侧面均有内容完整的铭文。这些海州明代城墙砖缘何散落民间？城墙砖上发现的铭文有何意义？
50多年前，城墙砖被用于城市建设
2月15日、16日，市重点文物保护研究所工作人员两赴海州锦屏磷矿开展实地走访调查。据家住工人村二分会的78岁老人陶文兰回忆，1956年海州城墙拆除以后，为建设锦屏磷矿厂房以及职工宿舍，厂里组织一批年轻的棒劳力到海州城里去挑砖头，有人挑6块，有人挑8块，就这样一趟一趟肩扛担挑，最终建成了工人村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共五个分会近200余间宿舍。
据知情人士透露，当时的海州城受明清古城墙的制约，且东、北两个城门建有瓮城，通行极为不便。1956年前后，为解决海州城交通不便的实际问题，新海连市政府决定拆除城墙，这样做不仅解决了交通问题，拆下来的城砖也解决了建国初期我市建筑材料短缺等诸多问题。据了解，城墙拆除后，拆下来的大量城砖多用于新建学校、医院、会堂以及职工宿舍。日前，在新浦新中巷内发现的一处建国初期兴建的大礼堂，即是用城墙砖筑建的。
据了解，早在多年前，市文物部门曾经征集了原市政府招待所、市交通局老宿舍、原海州磷矿家属区等拆迁过程发现的海州明代城墙砖。
城墙砖铭文有研究价值
市文保工作人员在调查走访时发现，许多即将拆除的房屋，建筑主体均用完整的城墙砖搭砌，墙体厚重。在一些水泥剥落的墙面上，带铭文的城砖随处可见。
磷矿工人村拆迁发现有铭文的城墙砖这一消息传开后，不少文物贩子也“闻风而来”。对此，当地一些市民自觉加入到保护文物队伍中。家住工人村三分会24号的刘洪娣老人，在看到报纸上刊登的消息后，自发从附近拆迁现场搜集带铭文的城砖。当面对前来高价收购的文物贩子时，老人义正严辞地予以了回绝。工作人员在老人家中看到了数块铭文清晰的城砖，老人表示，希望文物部门尽快上门征收，给这些反映当地历史变迁的城墙砖尽快找个“家”。
城砖上的铭文主要是工匠姓名和地名等。其中有以工匠姓名为铭文的城砖，如“王朝”、“徐儒”、“徐位”、“段其宗”、“陈文信”、“宋铣”、“李□”等；还有不少以地名为铭文的城砖，如“朐山”、“□山”等，内容极为丰富。此外，工作人员还在五分会55号院的后窗处，发现一块镌有“管仲”字样的城砖，字迹清晰，书体古朴。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大兴改革，重视商业，整顿吏治，经过多年的改革，最终将齐桓公推上了春秋五霸之首。他的名字究竟为何会出现在海州城砖上，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从陆续在海州周边发现的城墙砖铭文分析，明代初年，用于兴建海州城墙的砖材应来自周边多个不同的窑厂。清代编纂的《嘉庆海州直隶州志·金石》的记载，海州古城所用的城墙砖按产地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刻有“淮安府提调判官刘子实、司吏徐庸、作匠朱德山，洪武七年月日造”的“洪武七年砖”，另一类是刻有“赣榆县提调主簿田万里、司吏叶庶荣、作匠黄垲，洪武年月日造”的“黄垲砖”。而此次在锦屏磷矿工人村发现的城墙砖，铭文内容丰富，是此前在海州城内从未发现的。
三种城砖铭文的制作方法均有发现
海州城墙砖共有六个面，即正面、背面、顶面、底面和两个侧面。铭文一般分布在两个侧面，也有少数分布在顶面。海州城墙砖的铭文根据制作形式不同，可分为模印、戳印和刻画三种类型。其中以模印最为常见，戳印与刻画相对较少。
模印是海州城砖铭文制作中较为常用且又是数量较多的一种方法。它是在制作城墙砖坯的模板上预先按需要的铭文内容，用雕刻工具分别刻划出“阴”或“阳”字，然后由制砖工匠在制作砖坯的同时用铭文板压制而成，然后装入窑内烧制。此次在锦屏磷矿工人村发现的多数带有人名的城砖即是用此种方法制成。这类铭文一般单个字体较大，布白比较疏朗，在整个城砖上所占的面积也比较大。这种类型的铭文多用于城砖的侧面。
戳印，顾名思义，这类铭文是工匠像盖印戳一样盖在砖坯上的。与模印铭文相比，这类铭文字体较小，布白较为紧凑，在整个城砖上所占的面积也比较小。值得注意的是，因造砖工匠在戳印过程中用力不均，所以，戳印的铭文往往上下左右深浅不一。所印内容多为制砖的基层负责人、窑匠、造砖工匠等负责人的姓名，这种盖有戳印的城砖在此次工人村拆迁过程中也多有发现。
刻画是工匠用树枝或利器直接在未干的砖坯上信手写来，然后将刻画有铭文的城砖坯晾干后装入窑内烧制而成。这种手写的铭文大多是由民间下层书吏及具有一定书写技能的工匠、人夫所作。这种出自民间书家的作品，是相对于当时文人士大夫书法的另一个范畴———即民间书法，它是祖国书法遗产中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目前在海州古城内常见的“海州砖”与“赣榆砖”就是采用这种形式制作而成的。
明代城墙砖历经数百年缘何坚固异常
为保证城砖的质量，城砖的烧造有着十分严格的操作规范，而且还要有很高的制作、烧造技术。城砖因燃料不同，可分为白色城砖和青黑色城砖。用煤烧造，出火成白色或黄白色，即白色城砖；用柴烧造，出火呈青黑色，即青黑色城砖。目前发现的海州城砖大多数为青黑色，少数为白色。除了土质不同外，应以柴禾烧制居多。据《淮安府志》记载，每烧砖一窑，约需柴八九万斤不等。仅烧窑使用的柴禾就牵动了周边州县大批劳动力，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洪武年间，为确保全国各州城府县城墙建造的质量与进度，并对参与筑造城垣的各类人员实施有效管理，明廷还逐步制定了一整套自上而下行之有效的管理责任制度。洪武十四年（1381年）一月，朱元璋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编造黄册，同时把明早期农村实施的乡、保编制改为里甲制，加强了对城砖烧造的管理。
据明史记载，城墙砖在出厂检验时，检验官都要命令两名士兵持砖相击，若撞击声铿锵有力、清脆悦耳且砖体不破裂者为合格；若砖体断裂则令制砖者重新烧造，如二次再碎裂者，便有牢狱之灾。所有出厂的砖石如在运输过程中出现损坏，责任由提调官员承担。以工作责任刻名，明确了责、权、利。正是在这样严格的监督之下，明代海州的城墙砖虽历经六百多年的风雨洗礼，至今仍坚固异常。
市民呼吁加强保护，用于海州城墙修复
“现在意外发现这里有这么多的明城砖，按规定应该尽快上缴。”许多市民呼吁，市文物部门应引起重视，及时把这些明城墙砖收归到我市的总库存中，以便为海州城墙的维修发挥应有的作用。市文物部门高度重视此次拆迁过程中发现的海州明代城墙砖的征集保护工作，正与当地政府研究妥善处理保护措施，市民若有线索可及时联系文物部门。
这批明代城墙砖“重见天日”，对我市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有重要意义。据介绍，此次工人村拆迁过程中发现的城墙砖，从铭文字体看，有似篆、隶、行等多种字体。其中篆体字铭文“朐山”，文字方正刚柔，笔画圆劲，结构严谨，布局匀称，线条工整。隶书也是民间乐于习用的一种字体，这些字依据古隶的笔法，大多偏重于扁方，铭文中每个字的间架平均适当，疏密有致，在民间最为流行。楷体也是此次发现的城砖铭文中较为常见的字体，如“陈文信”砖，字体线条健丽，朴实无华。
天真稚拙是海州明城墙砖铭文艺术的一大特点。由于民间书手更贴近自然，更多地参与实践劳动，使他们在从事书写工作中，更多地凭借直觉与淳朴的情感，追求和表现自己的审美理想。可以说，民间书法是我国传统书法赖以发展的纯真的艺术原创力。清末大儒梁启超曾赞誉民间书家创造了丰富的艺术珍品。明清两代的海州城砖铭文正是这些平民书家的创造，字体形式多样，内容丰厚，是一部难得的民间书法艺术精品，对研究海州古城的建造史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对探讨中国古文字、书法史以及民间书法艺术的发展也有宝贵的实物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