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花其秀问题的处理决定”最后说：1968年花被拘留以来，认罪态度尚好，经研究决定，对历史特务花其秀不捕不判不戴帽子。 ■何永年 文/图
淮安市在日寇占领期间“四大魔王”之一的花其秀，认敌作父，欺压人民，老淮阴几乎无人不晓。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又曾是江苏省委省政府领导人管文蔚、李士英、包厚昌的座上客。
笔者和他有过接触，他有着怎样奇特而扭曲的人生历程呢？
“文革”后期的清江市水门桥
1970年清江市革委会核心小组对花其秀问题的处理决定
李士英
1939年3月初，日寇侵占淮阴后，市区清江浦有“四大魔王”，他们各占一方，互相既有联系，又有争斗。清江浦的老百姓，被他们搞得人心惶惶，敢怒而不敢言。这四个魔王就是吴引崇、花士槐、胡履义、花其秀。他们原来都是国民党特务，后来看到国民党势力愈来愈小，日本侵略者不可一世，就投向日本人的怀抱。
花其秀，原名黄迺华，系过继给姓花的，而改姓名。化名花实夫、花炎、花萼。1915年出生于淮安县黄码。1938年始历任国民党淮阴特工指挥站长东直属小组义务组长，江苏省特务处行动队队员，淮阴三区情报员，淮阴县情报室主任等职。1939年3月1日日军侵占淮阴后，于1941年初投靠日军，成为日特兴亚社的骨干分子，先后充任淮阴宪兵队特高班工作员、情报队长；后又任汪伪淮海省警备司令部第五支队上校支队长，汪伪中央政治保卫局淮海省直属分局淮阴支局局长（办公地点在东长街基隆巷美国所建教堂内）；继之又任国民党苏鲁战区抗战纵队第五支队上校支队长。
在花其秀做国民党淮阴县情报室主任期间，夏士寅持枪投靠淮阴城内的日军，国民党县长杨昉派他进城干掉夏士寅，花虽进城，但没有去干掉夏，反而把自己携带的几支枪交还给杨昉，进城投了日军。投靠日军期间，他的势力范围跨淮阴、淮安两县，手下有特务近200人，个个手持20响盒子枪，脚踏自行车，到城镇下农村，吆五喝六耀武扬威。在淮阴，主要势力范围在闸口向东至水渡口。他上澡堂洗澡，水烧热了要让他一个人先洗，不许卖票。洗时，外面是他的保卫人员，池子里，他一个人，旁边放一条板凳，板凳上放手枪。他在淮安县走到哪里，街两边都有十多个挎盒子枪的随从开道，威风凛凛，住下后，房子上架机枪。
1943年春天。黄码有两个伪保长，原是刀会头子，花其秀在黄码时，一次刀会要杀他，这两个伪保长保护了他。有一天天未亮，两个伪保长到淮阴找到了他，二人说他们保上有两个人误杀了花其秀的两个高足，特来求情饶了他们。花一边说“不算什么！”一边迅速进城，带了两卡车日伪军去了黄码附近那两个庄子，烧了前后三庄。他回来后跟那两个伪保长说，他刚才干的是一件小事，不要见怪。可那二人回去一看，气昏了，却无可奈何。
花其秀杀人如草芥，所以两淮老百姓都不敢正眼看他，有些人家孩子哭，不好哄，大人就喊：“花其秀来了！”孩子往往吓得停住不哭了。
他家住在淮阴东长街酱园巷，养了两只大狼狗，很凶狠，一般人不得入内，但花其秀秉承“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规则，不骚扰周围邻里，而邻里对他是敬而远之。往往看到他随日军下乡扫荡之后满载而归，提鸡赶羊进入家门，邻里们只有睥视而已。
1945年9月我新四军第一次解放淮阴城，花其秀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主动向我公安部门投案，戴罪立功。1946年9月国民党破坏和平协定，大举侵犯我解放区，花其秀随我淮阴新四军北撤山东，先后在我晋、冀、鲁、豫边区搞土改，在华东渤海区社会部工作，1948年任济南市刑警队副队长（这时李士英任济南市公安局副局长），1949年5月任上海市公安局治安股股长，在此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吸毒，罚劳役一个月，之后调刑警一科任科员，1950年调苏南行署公安局工作队工作，1951年退职回淮阴。1948年花任济南市刑警队副队长期间，抓捕了不少潜伏的国民党特务，为我党立了功。
1951年回淮后，淮安县黄码农民知道消息，用上百头的生猪要求换回花其秀的人头。但我市公安部门对花其秀采取了保护措施。
1951年退职时苏南行署公安局发给一万万元（旧币，折今天的人民币为一万元）给予自谋职业。他用此款在清江市区开了家杂货店，由于不善经营，亏本而关门。其原因一是原先用钱大手大脚习惯了，二是大有“仗义疏财”之味道。顾客购物赊欠，他从不摧还，更不记帐；顾客购买一斤盐或糖，他不用秤，用大勺子舀一下就倒给人家，远远迢过一斤。这样做生意怎能不亏本！他儿子叫他去要欠帐，他干脆地说，不要了。
之后，花被安排在市棉麻公司上班。
1961年，花其秀曾成为江苏省副省长管文蔚、李士英、包厚昌的座上客，受到热情接待。这段经历，现已72岁的陈志刚老人当时一直陪同着花其秀，是最直接的见证人。
是年春天，在淮阴铸造厂浴室内洗澡时，炼焦工段工段长花其秀和厂统计员陈志刚互相聊天。花说，工段由于无煤炭已停工多日，实际我能搞到，到南京找省里领导人解决，把握很大，而且数量不会少，你跟厂领导说一说，如能同意，你随我一道去，但差旅费要厂里报销。当天，陈志刚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向厂书记孟乐民汇报。第二天，孟书记通知陈，同意去南京。
第三天将近中午抵达浦口过江到中山码头，在一邮局内，花其秀电话直接打给副省长管文蔚，管立马派轿车将花陈二人接到省委招待所——江苏饭店，安排住下，吃了午饭后休息。晚间，轿车将二人接到管文蔚家中设宴招待，副省长李士英、包厚昌也在座。花其秀诉说了厂里困境，要求解决2000吨煤炭。
第五天上午，轿车将二人接到包厚昌办公室，包说：“黄老，物资太紧张，以后这类事不宜再提了，你个人有问题可以解决。”随手将下个月500吨徐州煤炭调拨单递到花手上。
花其秀在“文革”中
1963年底，笔者参加工作，1964年调在淮阴市土产杂品合作管理处私改科上班。当时花其秀是闸口土产杂品合作小组组长，在接触中印象颇深，他个头较高，组长工作肯卖力，经济效益较好，待人接物较热情，未发现有违法行为，但其眼神较特殊，似有洞穿一切的能力。花其秀的胞弟黄兆万也在土产杂品合作商店上班，是一位本分人。
“文革”前，管理处归并到清江市供销社。“文革”中笔者曾是供销社专案组组长，既未见到花其秀本人，也未见到花的档案。实花其秀正在受到市公检法系统保护性拘留。但在1966年底曾“亮相”，江苏省委副书记陈光在我市人民剧场被“造反派”批斗时，花其秀胸前挂着大牌子，“喷气式”站在台上陪斗。此外，还曾先后陪过副省长包厚昌、地委书记杜文伯、市委书记江季缇批斗。后来花曾炫耀说，他出去挨斗必定有大干部陪着，实际是陪绑，意思一下，站在汽车上游街不用捆绳子，挂的牌子也没有干部的大，待遇也比那些干部高一些。这也是实话。
花其秀在拘留期间成了大忙人，因他属于“三开”人物，涉及面广，了解事情多，是“活档案”，许多单位和“造反”组织外调人员络绎不绝，整天不得闲。政府怕他被人谋害，故收监保护。凡是找他内查外调的必须通过市革会审批，看守所所长同意才行。一般他只嘴说，不动笔，个别特殊的才动笔写材料。三顿饭他都不在号子里吃，吃小灶。
他曾对笔者说过，1946年去过延安，上过抗大，听过林彪讲话、听过毛主席讲课，还见过朱老总、陈老总等中央领导，在延安还入了党，1949年在上海任治安股长时因吸毒而被开除出党。这些，当时我深信不疑，现在仔细推敲，可能是他自我吹嘘，抬高身价。
1970年9月17日，中共清江市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发了469号文：“关于对花其秀问题的处理决定”，文件最后说：1968年花被拘留以来，认罪态度尚好，经研究决定，对历史特务花其秀不捕、不判、不戴帽子。
出来后由财贸系统革委会补发了5000元工资，同时发还了所扣自行车。被安置在博古路土产杂品合作小组上班。
据悉，花其秀在日伪期间曾冒着风险营救过惠浴宇、管文蔚、李士英、陈光、黄赤波（黄先后任苏皖边区政府公安局副局长、上海市公安局长等职务）等新四军高级干部，这就不难理解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们对花其秀待如上宾的事实了。这也说明共产党人对曾经有罪但后来又有益于人民的人，不计前嫌，宽大为怀。
1980年夏，花其秀病故，终年65岁，他的奇特人生划上了一个句号。其遗体没有火化，用棺木装殓，安葬在他的老家清浦区黄码乡。
那天中午花在清河浴室洗澡出来后，一位骑自行车的年轻人不慎将其撞倒，他个头大，跌得较重。年轻人执意要带他去医院检查，他从地上爬起来活动了四肢，扭了下腰，觉得没什么，立马说：“没事，你走吧，我不会赖你。”未想到当天夜间便去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