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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苏北特大水灾

      ■吴玉山 文/图

      洪泽湖、高宝湖涨满,里运河决口27处,里下河十余县一片汪洋泽国。泰州城淹水4米,城里半年才退尽了洪水;而里下河地区到第二年春天才退尽了洪水,哪知第二年夏天又来了洪水,给里下河地区造成了毁灭性破坏。

                          

                  在街道水中做买卖

                          

                  水乡泽国

                          

                  街道上行舟

                          

                  灾后即景

  1931年的江淮大水是20世纪受灾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一次大水灾,最难忘的莫过于从这年开始的苏北灾情。由于没有拦洪蓄水的控制工程,放荡不羁的洪水冲垮了里运河堤防,使里下河地区尽成泽国,毁灭性的水灾使苏北7.7万人丧生,千万亩农田绝收,大批灾民流离失所,洪泽湖、高宝湖涨满,里运河决口27处,里下河十余县一片汪洋泽国。泰州城淹水4米,城里半年才退尽了洪水;而里下河地区到第二年春天才退尽了洪水,哪知第二年夏天又来了洪水,给里下河地区造成了彻底的毁灭性破坏。

  1931年8月10日上海《申报》报道:“5月至8月,苏皖鲁豫诸省发生特大洪灾,江苏16县受灾面积17424平方公里,受灾户数410750户,受灾人口1035551人,迁移人口38200人,死之908人,财产损失24871118元。”

  1932年4月23日《申报》载:“江淮云汉诸区,经洪水浩劫后,孑遗之民,无以为生,入春以来,又遭久旱,蔓青不发,即高阜之地,潦退较早,种麦者,亦必待至6月方能收获;种稻者至9、10月,始有收割,在此数月间饥馑殆不可免。安徽、江苏、湖北等省荒情共同,地方元气既伤,人民生机几绝,迩值春荒,于是饿殍遍野。因去岁禾谷被水漂没,无粟可食,乃剥取树皮,磨成粗粉,掺以水藻、草根、树叶等物,蒸而食之,虽难下咽,聊胜枵腹。各河溪沼,凡生产水藻之处,均有主管者昼夜看守,不许他人偷采。水藻上市,每斤售至二百文之多。暮春之时,以树皮、水藻采食殆尽,灾民乃联群结队,纷往田间,剥取大麦苗,回家煮食,因缺乏滋养性,食后面皮无不浮肿。尸骸遍野,无人掩埋,加以天气亢旱不雨,以至时疫流行。穷乡僻壤之所,卫生毫不设备,一旦染疫,速于瓜蔓,一人得病,传染一家,死者无棺盛殓,往往弃尸田野,种种惨情,目不忍睹。棺木出售—空,大小木店概改制棺木。”

  1932年6月2日《大公报》报道:蝗患,则更形剧烈。至霍乱症传播更广,据国民政府卫生署公布之材料及其他有关报道,受疫者多达30余市县,占全国各省疫区之首者计:上海、南京……泰县、东台、淮阴、淮安、阜宁、盐城、南通、高邮、宿迁、铜山、沭阳等。上年水灾最重之高邮、邵伯两县,受疫亦最惨烈。江苏水灾以江北为最惨,延至次年(指本年)春间,水犹未退,农民均栖息于水中,寒暑侵凌,湿气内蕴,加以水中尸骸积久腐坏,一经烈日之薰蒸,疫疠随之发生。高邮、邵伯、泰县、东台、泰兴等处,霍乱流行,传染甚速,尤以高邮、邵伯为最惨,救治稍一俄延,甚至全家毙命。

  1932年5月,淮阴、淮安一带,忽发现一类害虫,长约一寸,体软,有腹足多对,色分青褐,昼伏土中,夜出啮食秋禾及麦叶麦穗,农田秋禾及二麦遭虫伤害者,日益扩大。苏北害虫丛生;霍乱更形猖獗,全境被疫之县镇居全国首位,灾民多达210余万人。

  淮阴、淮安、涟水、泗阳、沭阳、宿迁各县,天晴亢旱,晚麦仍未播种,乡农极盼霓。江北运河逐渐干涸,水运益形不便,而火警频传,日必数起。  

  1931年特大水灾的形成原因

  一、首先介绍三个重要名词

  里下河:里下河不是一条河,而是指长江与淮河两大水系间一大片低洼地,位于江苏中部淮河故道以南、里运河以东、串场河以西、通扬运河以北地区,因里运河简称里河,串场河俗称下河,介于这两条河道之间,称里下河平原。包括高邮、兴化、宝应、东台、泰县、江都、盐城等八县市,14000平方公里,上千万人口。属江苏沿海江滩湖洼平原的一部分。

  高邮湖:位于江苏中部,总面积780平方公里,是江苏省第三大淡水湖,全国第六大淡水湖。高邮湖在淮河改道后一直是淮河水入江水道,当上游来水过急,湖水涨高8米以上,或者遇上8级台风时,高邮湖水随时可能冲破堤坝,给里下河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归海坝:明清两代政府在运河东堤设置5座归海减水坝,即南关坝、新坝、中坝、车逻坝、昭关坝。清代末年,昭关坝、中坝被废除,剩下3坝,史称“归海三坝”。这三坝的开启对里下河是个灾难。清政府订有开启标准,但往往不敢轻启。每遇开坝,里下河农民往往露宿堤下保坝,甚至与官兵格斗。

  二、1931年特大水灾的成因

  (1)淮河流域连续降雨,高邮湖水暴涨。六七月间遭遇三次大暴雨:6月17-23日,在淮河上游,雨量200毫米以上;7月3-12日,在淮南及高邮湖一带,雨量400毫米以上;7月18-25日,仍在淮南及高邮湖一带,雨量300毫米以上。致使高邮湖、大运河水位暴涨,运河高邮御码头水位:7月25日8.3米,8月1日9.06米,8月15日9.46米(正常年份为5-6米)。

  (2)大风,水借风势,风助水力。8月2日开坝前及26日破堤前,突然刮起西南风或西北风,26日凌晨高邮湖面西北风达6.3级,发生湖啸,湖水扑打运堤,运堤不堪承受。

  (3)运堤失修,春修夏防严重疏忽。治运经费按规定年计40万元(当时货币,下同),而层层截留,下拨很少,虽几经整顿,到大水前的1930年仅收到8.1万元,而且不少并未用在水利上。

      如皋灵威观开设粥厂,从早到晚免费放粥,百多个市民义务烧饭淘米,每天供应万余人吃粥,淮阴、高邮、泰州灾民日夜往如皋赶……

      水灾过程及灾后赈济

      1931年特大水灾的主要过程及惨重后果为两个阶段:

  一为开坝。六七月间连降暴雨,湖水、运河水猛涨,运堤岌岌可危。高邮人请求开归海坝,以缓水情。下河各县反对开坝,兴化及相关县陆续派代表来高邮保坝。7月28日江苏省政府第420次会议做出决议:“水位至一丈七尺三寸时车逻坝开启,分两次开放,先开一半,如水仍涨,再开一半。”但会议之后,上下河民众争执日趋严重,几次开坝未成。8月2日,御码头水位9.15米,忽然起了西南风,运堤危急万分,官员带领军警,下午四时强行开启车逻坝。8月4日晚上续开新坝。南关坝被水冲破。至此归海三坝齐开。开坝后,高邮湖水下跌,御码头水位由15日的9.46米降到23日的9.30米,善良的人们庆幸灾难过去了,也产生了麻痹侥幸心理。

  二为决堤。8月25日下午3时突起西风,下起暴雨,日降雨量102.3毫米;26日凌晨转为西北风,达6.3级,高邮湖发生湖啸,湖水由西向运堤直冲过来,以至全堤漫水,凌晨5时城北挡军楼、庙巷口、御码头、七公殿等地方的堤坝先后溃决,其中挡军楼决口最大,约550米。顿时洪水直扑城北、城东,声音似山崩地裂,高邮城瞬间一片汪洋。

  决口造成惨重后果。当天御码头水位9.27米,一天后陡降至8.27米。据《运河专刊》记载,里下河地区有1320万亩农田颗粒无收,倒塌房屋213万间,物产损失达2亿元以上,受灾民众约58万户350万人,有140多万人逃难外流,其中不少人逃难上海,后定居上海,成为上海移民;7.7万多人死亡,其中被淹死的有1.93万多人。

  特大水灾发生后,举国震惊,蒋介石号令全国赈济,苏皖两省各级政府立即成立赈济机构,各县纷纷打开粮仓救济灾民,确保逃难出来的灾民每到一处都有饭吃、有衣穿、有地方住,不至流浪街头乞讨,许多人民团体,如演艺界、教育界、宗教界纷纷出钱、出粮、出衣、出房、出药救济灾民,各地学校、寺庙开门迎接难民居住。

  如皋灵威观开设“粥厂”每天从早到晚对外免费放粥,有一百多个市民义务来烧饭、淘米,每天供应1.2万人吃粥,淮阴、高邮、泰州、兴化一带灾民日夜往如皋赶,本城官商士民主动前来捐米烧粥者不计其数,其中以北大街上董家炭行最为出众,曾经派伙计下乡高价收回大米捐给灵威观放粥,成为当时佳话;时人评价灵威观时写了一幅对联:“灵接天地,威震东南;福照雉水,赈泽江淮”。

  大水过后,对愿意回乡的灾民每人发一床棉被、一套棉衣、三十块钱安家费。由于里下河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这些灾民回去后的生活远远不及在避难地安宁,于是许多人宁肯不要赈济也要留下来自食其力,据不完全统计,大水后常住上海的灾民有1.5万人,南京1.1万人,苏州1.2万人。总计离开苏北里下河地区而常住在外的人数近8万人,这些人在此后的十多年间,都凭自己的努力和社会的包容、照顾,融合到当地环境中。

  80多年来,1931年特大灾情依然深深烙印在老辈人惊恐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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