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11日，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里，联合采访团看到一张周恩来在抗战时期的照片。照片中的周恩来，身着军装，英姿飒爽、气度非凡。“新旅的小朋友，为什么有这样顽强的意志?因为他们背后站着一位穿粗布军装的将军。”在新旅团员孙肖平的著作《新安师魂》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诉说了周恩来在新旅团员心中的分量。
走武汉、过长沙、到桂林，新旅这一路艰辛坎坷，时任国民党中央军委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的周恩来时刻挂牵。为新旅争取经费，帮助新旅从险境中安全转移，亲切教导团员们如何工作、生活……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指导下，新旅团员茁壮成长，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智斗陈诚 新旅免于被收编
8月6日，联合采访团来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看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卧室，据工作人员介绍，陈设一如70多年前那样。
1938年7月初，周恩来就是在这里接见了新安旅行团的徐志贯和汪达之。此后，周恩来还曾亲到一元路战时儿童保育院(旧址在今武汉一元路小学)，帮助新旅免遭被国民党收编的命运。
原来，新安旅行团到了武汉后，日常开支和工作经费没了来源。时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很想帮助他们解决这个困难，建议新旅给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写个申请书，让一厅发钱。没想到，陈诚竟在那份申请书上批了这样的话：“该团可予收编，尔后按名额发薪金和费用。”所谓“收编”，就是要按照国民党的意志将新旅接收过去，加以改编。果真如此，新旅便失去了独立工作的权利。
为了这件事，周恩来又一次接见了汪达之和徐志贯。他明确指示：“钱，一定要国民党出。新安旅行团这个民间团体的独立性，一定要保持。你们要充分利用已经获得的社会影响，把国民党地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坚持下去。”但是，汪达之随后多次找陈诚，陈诚都借故推脱不予见面。
后来，军委会政治部官员将新旅团员召集到一元路战时儿童保育院，当场宣布要把他们整编掉，实际上就是解散。周恩来听闻，乘车风驰电掣般赶到。“日本的坦克在飞机掩护下，疯狂地向武汉打来。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宣传抗日的人只怕少，不怕多!何况新旅的小朋友在抗日宣传方面做出了很多成绩，应当鼓励他们把抗日工作做得更好!”周恩来义正言辞地说：“把新旅整编掉，对国民党是不光彩的!”那位国民党官员向周恩来微微点头，悻悻而归。
周恩来的到来，令新旅小团员们既振奋又欣喜。在那位官员走后，小团员们围到周恩来的身边，有的拉着他的手、有的扯着他衣服的一角、有的拿出糖来给他，他们七嘴八舌地提出了很多问题，周恩来都认真回答。在亲切交谈中，周恩来还向他们讲了斗争的策略。
一年多之后的1938年10月底，在长沙的新安旅行团忽然收到通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将每月按45个人发给新旅生活费和活动经费，并从1939年1月1日起实行。他们感到既高兴又诧异，陈诚怎么改主意了?后来，组织上告诉他们，周恩来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情，并向陈诚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将新旅作为政治部的“特约”团体，按政治部所属的宣传队的供给标准，发给新旅生活费和活动经费。陈诚自知理亏，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周恩来的方案。
◎漓江畔新旅驻地 看望团员
一张竹床，一张办公桌，简单的生活寝具，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有一间周恩来同志曾住过的房间。联合采访团了解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建立后，周恩来曾三次途经桂林，亲临指导办事处工作。在短暂停留期间，新旅团员两次见到了周恩来。
1939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汪达之和新旅的三位党支部委员，接通知去八路军办事处。他们走进桂北路上的万祥糟坊(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纪念馆)，在李克农的办公室里，意外地见到了周恩来。他们紧握着周恩来的手，感激地说：“谢谢您，恩来同志，谢谢您的关怀，帮我们过了难关……”
李克农说：“恩来同志从皖南回来，一到就问起你们的情况，我想你们自己说比我说得清楚，就把你们几位都请来了。”
汪达之、徐志贯把离开长沙以来的情况一一进行了汇报。周恩来时而点头，时而爽朗地笑出声来。他说：“你们过集体生活，对克服困难、培养艰苦的工作作风和集体主义思想有好处。但是不要忘了，这里不是陕北，不是抗日根据地，而是国民党统治的地区，要注意所处的环境，要处理好同各方面的关系，对那些帮助过你们的人，平时要常去看望他们，多向他们请教。不要把自己搞得很特别，一看就是个‘左倾分子’。”
这些话，句句令人信服。他们不住地点着头。
第二天下午，周恩来徒步来到新安旅行团驻地——东江镇小学。他一踏进大门，就被团员们围住。周恩来亲切地和团员们握手，抚摸着小团员的头，询问他们的姓名、年龄和生活、学习情况。
临走前，他对汪达之说：“有些团员年纪很小，还是孩子。现在条件有了改善，要把生活安排得好些，可以吃些水果，增加点营养，要把身体搞好。还要经常理发、注意仪表。陶行知先生不是教你们又当学生又当先生么，以后可以请些老师来给他们上上文化课。”
自从这次见到周恩来以后，新旅的文化学习更正常了，每周举行一次“快活会”，会上分享水果、零食，表演自己创作的节目，欢度一个愉快的周末。
◎未雨绸缪 救新旅于危难
抗战时期，战火纷飞、局势多变，周恩来对新旅团员的安危十分挂牵。
武汉失守后，新旅撤退到长沙。1938年底，岳阳失守，日军兵锋到达汨罗，但新旅仍坚持在长沙城内开展抗日宣传工作。11月12日，在长沙中山堂参加完“孙中山先生诞辰七十二周年纪念会”后，周恩来关切地对汪达之和徐志贯说：“三厅和所属团队今天就要撤离长沙。新安旅行团今天黄昏也撤到衡阳转赴桂林，为了照顾团里的小同志，我已同军委会后勤部段绳武主任谈好了，派两部卡车送你们去!”周恩来的细心安排，让新旅团员非常感动。
而在桂林，周恩来第一次与汪达之和新旅的三位党支部委员见面时，就曾对身旁的李克农说：“广西比别的地方开明，和我们的关系还不错。但是事物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万一变了，他们在这里呆不下去了，可以考虑撤到新四军军部去。是不是早些做点安排。”
李克农回答：“对，先去联系一下，免得临时抱佛脚。”
果不其然，“皖南事变”发生后，广西的政治形势急剧恶化，新旅在桂林无法公开活动。1941年初，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李克农离桂前向新旅党支部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新旅全团骨干力量分期分批突破敌人封锁，经湛江、香港、上海转移到苏北盐城的新四军军部。新旅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离开了政治毒雾笼罩下的桂林，踏上了新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