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以政 文/图
乾隆重修惠济祠，不仅扩大了祠庙的规模，提高了祠庙的规格，而且恢复了“惠济祠”的名称，还在祠前立起了《御制重修惠济祠碑》。
天妃坝石工墙
惠济祠考古发掘时发现的“泰山奶奶庙”石鼓
《南巡盛典》中重修惠济祠图
《惠济呈鱼》图
惠济祠是清口枢纽的标志性建筑，清口枢纽又是京杭大运河上最关键的河口过渡转换之处，在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上地位非常重要，明清时期的惠济祠犹如京杭大运河上一颗耀眼的明珠，在清代皇家典籍诗文中随处可见。
惠济祠在乾隆年间重修了一次，因为乾隆皇帝的《御制重修惠济祠碑》一直立在原处，大家都很熟悉；但道光年间也重修了一次，知道的人就较少了。然而，这一次重修，却有许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可供大家研究。
道光十五年，清口的惠济祠曾有一次粉饰性的重修。兵部侍郎、南河总督麟庆有著作《鸿雪因缘图记》，图文并茂，情景交融。其中有一篇《惠济呈鱼》，全文如下：“惠济祠在清河县运口。为漕行要道，帆樯林立，香火繁盛，本铁鼓寺，前明嘉靖间改今名。乾隆十六年，高宗南巡，发帑重建，殿宇楼阁均易黄琉璃瓦，规制崇闳，今非昔比。道光十五年因年久剥落，麟庆奉皇太后恩诏奏请重修。委同知江瀚（字春涛，安徽供事，后官河道）监工，得铁鼓于楼下，浑铁铸成，中图太极，扣之其声渊渊，惜无字记年月；又得铁钟于门外墙角，相传每悬即坠，用是弃置，上有篆刻，苔蚀尘封，漫漶莫辨，洗涤观之，皆嘉靖时权阉名姓，始悟天后昭昭在上屏斥奸党之意，令人凛然。先是，黄河入海两尖之间，有巨鱼吞舟，为害商民，祷于天后，乞赐驱除；一日风潮大作，拥鱼来置海滩上，汛弁往视，见鱼目新抉，血泪盈眶，以绳遥度，自头至尾长十八丈，高四丈有奇，仰望鱼脊，朱书显露，有目兵梅永安者，梯而观之，识其字曰：此鱌鱼，一千一百年因伤身云云，以下不可辨；于是渔户争持刀斧，脔肉取油，阅六七日，始剔净肋骨一具；会风潮来，仍拥之去。乙未春，余巡海口，弁举骨呈验，已折去三分之一，计尚长一丈二尺，围圆五尺余。爰载柳船运至祠下，比新工落成，即同铁鼓并置殿上，分左右列，以垂永久。”
麟庆《惠济呈鱼》的文字先介绍了惠济祠的历史，继而交代了重修的原因“年久剥落，麟庆奉皇太后恩诏奏请重修”，道光十五年的皇太后就是嘉庆的皇后。嘉庆皇帝曾魂牵梦绕清口枢纽的惠济祠，嘉庆的皇后自然会对惠济祠有特别的情感，她羡慕乾隆南巡的美好时光，崇敬惠济祠神灵的灵异而无缘前往祭拜，自然想效仿以前的太后做一些善举。她向麟庆发下“恩诏”，麟庆又以此向道光皇帝“奏请重修”。这样，惠济祠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惠济呈鱼》的文字中最为可贵的是记录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铁鼓”、“铁钟”的重现，为“惠济祠”又称“铁鼓寺”找到了依据。“铁鼓”、“铁钟”当铸于嘉靖年间，嘉靖二十七年，淮安知府刘良卿在惠济祠“益构杰阁，征文记事”的情况下写过碑文。看来当时是一次规模较大的建设，“铁鼓”、“铁钟”应该就在这次建设的成果之中，是专为“碧霞元君”装饰门面使用的。嘉靖时权阉当道，要在“铁钟”上留名青史，“铁钟”上就有了“嘉靖时权阉名姓”。后来“相传每悬即坠”，自然与“嘉靖时权阉”遗臭万年有关。谁还愿意将贪官污吏的留名物当成宝物呢？乾隆十六年重建惠济祠之后，“铁鼓”、“铁钟”就只能呆在“楼下”和“门外墙角”。而到道光十五年再修惠济祠时又被想起，“铁钟”受污，“铁鼓”无辜，因此，惠济祠重修之后，“铁鼓”又被“置于殿上”。权阉想通过“铁钟”来扬名，反而使“铁钟”失名，这就是“惠济祠”又称“铁鼓寺”的缘由。“铁鼓”是“碧霞元君”（泰山之神）的专属，康熙时期就在惠济祠中供奉“天妃”（即“妈祖”）后又加封为“天后”，道光年间惠济祠的另一个名字又称“铁鼓寺”，此时的“天后”又沾了“碧霞元君”的光。
另一件事，也是麟庆想表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鱌鱼”的“肋骨”。这是清口枢纽黄河通海的重要物证！是兵部侍郎、南河总督麟庆亲眼所见，亲自指挥运来惠济祠的！“鱌鱼”之大：“自头至尾长十八丈，高四丈有奇”；为害之重：可以“吞舟”；仅“肋骨”，“已折去三分之一，计尚长一丈二尺，围圆五尺余”。如果不被“折去三分之一”，仅这根“肋骨”就应该有一丈八尺长，这样的“巨鱼”，若不是“天后”的神力，如何能“拥鱼来置海滩”？如何能“鱼目新抉，血泪盈眶”？封建社会神的信仰就是这样解释自然，认识事物的。分析起来，还是清口以下泥沙淤垫向海中延伸的结果。大水冲刷，黄河泥沙入海，中泓两旁，形成两尖沙滩，“两尖之间”，海潮上下，“鱌鱼”随大潮而上，停于沙滩，潮落鱼难退，所谓“龙游浅海遭虾戏，虎落平阳遇犬欺”了。而“鱌鱼”被剔出一根“肋骨”之后，又有更大海潮将其卷之而去了。
我们再来看看《惠济呈鱼》这幅画。惠济祠处于高埠之上的树木掩映之中，西边天妃坝石工墙外的淮河水在向北流淌，此时处于“灌塘济运”时期，淮河清水经惠济祠西侧北流进入塘河后再北出与黄河交汇；北边远方的黄河帆樯林立，漕船正向北运口而去；惠济祠前面，四个彪形大汉抬着“鱌鱼”的一根“肋骨”刚刚走上平台。有位将军和侍卫在此迎候。这位将军就该是兵部侍郎、南河总督麟庆自己吧！
“鱌鱼肋骨”确为罕见之物，在惠济祠“新工落成”之后，“即同铁鼓并置殿上，分左右列，以垂永久”。看来，“铁鼓”和“鱌鱼肋骨”作为两具重要物件，为道光十五年重修的惠济祠增加了景观。
惠济祠西边的天妃坝石工墙在《惠济呈鱼》这幅画中被艺术地表现在西南一角，石工墙的形状确是写真。2011年底，淮安市博物馆在惠济祠遗址考古发掘后拍摄了惠济祠西边部分天妃坝石工墙的图片，其形状与画中非常相像。
乾隆皇帝重修惠济祠
《咸丰清河县志》中有“……乾隆十六年改称惠济祠”这句话。
乾隆对其祖父康熙有一种特殊的景仰之情，即位之初十几年，仿效祖父治国理政，在取得了众多业绩之后，又仿效祖父南巡亲自指授河务之举。乾隆十六年，在皇太后六旬之际，开始了第一次南巡。《南巡盛典》记载：惠济“祠前黄淮合流，地当形盛，为全河（指千里大运河）枢要。国朝（指清朝）久邀崇祀，我皇上临幸，升香荐帛，礼有加焉”。乾隆皇帝“奉皇太后南巡”，自然要先做许多准备。“清口枢纽”最为关键，必然要有行宫。天妃庙（惠济祠）是最为名胜之地，行宫建在一旁最好。而天妃庙（惠济祠）的“旧宇”实在不能与乾隆盛世相称。于是“建行宫于祠左，因命重修惠济祠”。
说是“重修”，其实是重建、扩建。“直拨国帑二万七千二百四十两”，仿内廷坛庙样式，“殿宇楼阁均易黄琉璃瓦，规制崇闳，今非昔比”。“火珠耀目，飞阁临空，虽在郊原而有皇居之美”。
最为可喜的是，《南巡盛典》中还有一幅珍贵的图画。这幅图画不仅清晰地表现出按照乾隆皇帝旨意重修的惠济祠的规模，而且还准确地描绘出惠济祠西面黄河、南面淮河（洪泽湖）、东面运河以及淮水入运、淮黄交汇然后共流入海的水势情状，形象地展现出清口枢纽的整体风貌。
这次重修，不仅扩大了祠庙的规模，提高了祠庙的规格，而且恢复了“惠济祠”的名称。更为可贵的是，祠前立起了《御制重修惠济祠碑》。
《咸丰清河县志》对惠济祠的完整记载
明清时期共有六部《清河县志》，明代的两部比较简单，清代在康熙、乾隆、咸丰、光绪年间皆修过《清河县志》，其中的《咸丰清河县志》既完备严密又准确精当，被称为良志。
《咸丰清河县志》第三卷“建置”中记载：“惠济祠在运口”。其后有大段的说明文字：“旧志即天妃庙，在新庄闸口，明正德三年建；武宗南巡，驻跸祠下；嘉靖初，章圣皇太后水殿渡河，赐黄香白金，额曰：惠济；康熙中累封天后；雍正五年，敕赐天后圣姥碧霞元君。《南河祀典》则云：明嘉靖二十七年建，国朝康熙中累封天后，乾隆十六年改称惠济祠。二说不同。按：刘良卿有惠济祠碑；嘉靖二十七年立碑云：‘正德初，道士袁洞明卜地河浒，建太山行祠，及章圣太后有黄香白金之赐，改名惠济；于是士女香灯，远近和会；益构杰阁，征文记事。’是明嘉靖中止祀太山之神，未尝祀天后也。本朝即其旧宇，崇祀天后，遂称天妃庙。乾隆中复改称惠济祠。簒祀典者只见有嘉靖二十七年碑文，遂以立碑之日为建庙之年，又不知始祀泰山今祀天后之异；通合为一，故致抵牾云尔。庙有铁鼓，又名铁鼓祠。邑人汪之藻有《天妃庙赋》。”
这段文字有记载，有考证，有辨误，有结论。大体可知惠济祠供奉之神的概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