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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蒙冤叔侄出狱一年各买宝马车 侄子年入20万元

  侄子做工程年收入20万

  叔叔在家闲着,一心想做个挣大钱的生意

  浙江省政法委政治部副主任朱巧湘日前称,调查组将对浙江张高平叔侄冤案的原办理过程中公、检、法各部门办案环节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调查,并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依法依纪追究责任。其中就包括案件审核人——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聂海芬,她曾被称为“女神探”。法学界权威学者表示,对司法的监督不应只依靠“拦轿申冤”。

  去年3月26日,张高平和张辉叔侄俩被宣告无罪释放,回到了阔别十年的家乡。

  一晃一年过去了,他们的身体摆脱牢狱,他们的心是否已经归于平静?是否真正开始了新生活?

  “10年前,100元能用很多天,怎么现在100元打开了就没有了?”张辉感慨花钱如流水。

  这一年,叔侄俩各买了一辆宝马车。张辉说话间,不时和女友用微信聊天。

  叔叔张高平:抠门和雄心

  “算计”到女儿头上

  上周六,歙县下着细雨。早晨8点,七川村的老人已经三五成群地在聊天。

  “张高平,有人找!”三哥张高真对着楼上喊了一嗓子后说,“还在睡觉呢。”不一会儿,住三楼的张高平小跑下来。他一边给记者递烟,一边沏茶,“这是铁观音,我让朋友买的,(一斤)要1000多块呢。”

  下午的时光,对张高平来说,最难打发,所以他常去村里的棋牌室看别人打麻将。

  村里的男人打麻将,输赢常常好几千,甚至上万;女人打麻将,至少也是10块、15块的。“我连两块五的麻将,都很少敢打。”张高平说,“自己入狱前,也是赌的,有时不出车,一天能输掉几千,有时一天也能赢几万。等我以后挣钱了,也会玩大的。”

  只要看到熟人,张高平都会热情地散烟。他的烟瘾不小,每天要抽两包20块的利群。“你十几年前就抽20块的迎客松,现在怎么还抽20块的?”村里有熟识的人常揶揄他抠门,把钱看得比命还重。

  前些日子,女儿要买iPad,被张高平阻止了。他还跟两个女儿立了规矩:借钱要还。“女儿们骂我抠门。”张高平想让女儿帮着每月还1000元房贷,被拒绝了。

  女儿们觉得,一场牢狱让老爸变了很多——从前花钱大手大脚,现在斤斤计较,居然还“算计”到女儿头上了。

  赔偿款“不敢乱花”

  七川村里,随处可见三层小楼,张高平家的瓦房老宅显得格外惹眼。新房子没盖,也是张高平没正儿八经找对象的一个原因。“没房子,别人来了住哪儿啊?”

  “国家赔的钱,不是靠本事挣的,我不敢乱花。”张高平从赔偿款中,拿出一部分买了一辆红色宝马,又在屯溪买了一套130平方米的商品房,剩下的则交给做生意的侄子打理。

  张高平算了算账,每月伙食费约1000元;一天两包烟40元,一个月1200元;宝马车的油费一个月一两千元;房贷每月还3800元;还有买衣服等其他生活开支1000元。加起来,每个月要花掉差不多7000块。

  “别人都在忙,我天天在家玩,太无聊,就想找个工作。”以前在监狱时,张高平跟狱警抬杠,斗得很有劲,回家后没事做,反而觉得无聊。

  遇上天气好时,张高平就开着宝马车,到县城去,和建材店、瓷砖店和宾馆的老板们聊天,聊些生意怎么做、好不好做之类的话题。“生意不好做”是他得出的结论。

  那辆红色宝马车以及屯溪的房子,都是张高平买给女儿的。“等女儿拿到驾照就给她开,我以后要换辆奥迪A6开开。”张高平说,“一年挣几万块或十来万,我不想搞。要是一年下来,能挣几十万,那我就感兴趣了。”

  “心很大。”张高平这样评价自己。

  侄子张辉:收入不错,准备结婚

  努力接轨新生活

  刚出狱的时候,张辉觉得什么菜都好吃,“尤其是鸡鸭鱼肉,觉得特别好吃,好像有几个月连续吃都吃不腻,现在才能平常地对待荤菜。”张辉说,他觉得家乡变美丽了,高楼大厦多了,许多事情变化太快,让他接不上轨。

  “以前甘蔗只要1块钱一根,等我出狱后卖10块钱一根,大的还要15元,我感觉变化太快了。”张辉说,100元一打开就没了,以前能用好些天。

  物价的变化很快就能适应,但如今转账、信息查询、购物都通过手机,张辉有点吃不消。为了尽快掌握新技术,张辉买了一部iPhone 5,在朋友的指导下,他已经能熟练地使用微信和女友聊天。

  如今的张辉,和堂弟们一起做工程项目,一年算下来能赚到20万元,就是每天都非常忙。张辉的父亲张高发鼓励儿子说:“忙是好事,说明你还有用。”张高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国家赔偿的钱是本钱,不应该用来挥霍,而他的宝马车一年维护费就要五六万元,所以他让儿子一定要能够挣到自己乃至成家后的独立生活费。

  张辉回家不久,给他找女朋友的事就成了64岁的父亲张高发的“心病”。张辉是家中唯一的孩子,现在都已经39岁了。

  张辉和一些20来岁的女孩聊过后,总感觉哪里不对味。“我感觉自己还远没有跟上她们的节奏。”张辉这样诠释他对年轻女孩的看法,他甚至询问记者,现在的女孩都是啥想法?

  在张辉眼里,人品、工作、家境、相貌应该是最重要的标准,但张辉在相亲时总被问:“有房吗?有车吗?房子在哪里?什么车?”

  相亲失败买宝马

  歙县七川村,张辉家门前的土路上停着一辆白色宝马车。这是去年10月,张辉和叔叔张高平一起去浙江买的。

  之所以买这辆宝马车,直接的导火线是相亲失利。

  去年,一个朋友给张辉介绍了一个女孩,两人感觉蛮合得来的。“前一天我俩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家就到我家来说不行了,说了许多理由,什么性格不合呀,相处不来呀。”张辉郁闷地说,他事后才知道,这个女孩和其家人,“说我们家因为冤案,父亲找人打官司,已经倾家荡产了,赔偿的那点国家补偿只够还亲友的借款。人家女孩就是因为嫌我家里条件不行,才找了理由推脱的”。

  这个事情刺激了张辉。

  随后,他和叔叔到浙江一人买了一辆宝马车开了回来。

  出狱后,国家和浙江省都给了一笔补偿,叔侄俩手头都不差钱。

  去年年底,张辉在亲友介绍下,认识了歙县的一个女孩小艳(化名),“30来岁,人感觉很不错”。

  “她在浙江打工,今年5月将到我家里来,算是都见过双方父母吧,若一切顺利,将尽快结婚。”张辉笑着告诉记者,已经有记者们在电话里告诉他,若结婚时,一定要通知他们。据《新安晚报》

  ■延伸阅读

  专家:

  错案非“女神探”一人之责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刑法室副主任、研究员屈学武认为,造成错案并非一家,也非“女神探”一人。“从目前来看,我国地方法院判案的独立性是不够的。”屈学武说,“像张高平叔侄这样影响较大的案件,往往是由法院审委会决定的,最后很有可能是由法院领导层拍板的。所以,追究这样的错案,会牵扯到很多官员。”建立有效的错案追责机制没错,但是,“一概而论、一竿子打到底”的错案追责,可能导致将来出现“反效果”。浙江省政法委政治部副主任朱巧湘4月9日说,调查“并非只针对聂海芬一人”。法律监督不能只追责一个“女神探”,而应成为制度性安排,这已是学者的共识。《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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