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至少有53名落马官员进行过公开忏悔。忏悔形式一般有当庭发表自白、悔过书。其中14人在讲述时，以“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总结自己从一个贫苦出身的孩子到当官后腐化的堕落过程，包括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四川省宜宾市原副市长陈光礼等(12月19日《新闻晨报》)。
读出事官员的忏悔书，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有人说，这些忏悔再动人，也是骗人的假话，特别是“我是农民的儿子”，更是透着浓浓的假。不排除有些出事官员的忏悔确实如此，但认为所有官员的忏悔是假话，特别是把“我是农民的儿子”全部归结为骗同情，却未免偏激。
如果世上真有后悔药可吃，相信很多出事官员，会有另外的人生。客观地看，这些出事官员，尽管“头上缺少党纪国法这根高压线，忘记了为人为官的底线”，其为人处事也不是一无是处。很多出事官员曾经有理想有追求，有才华有努力，确实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做出了一番成绩，不少甚至堪称“能人”。否认他们堕落的一面是不负责任，否定他们努力的一面也有失公允。正如此，人们才感到可惜，感慨私念像精神鸦片使人麻痹大意，私欲像脱缰野马使人奔向深渊。
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一个人在自己生命或者事业、仕途走向终点时，特别容易追忆过去，反思一生得失。有些官员确实是农民的儿子，一步一步通过自己的努力走上了高位，可最终在权力的巅峰跌了下来。有这样的经历，感慨“我是农民的儿子”，符合正常的情感逻辑。更何况，有些出事官员其人已废，其心未废、其情未废，还想做“最后一点贡献”，承担“最后一点责任”，这样带着感情反思自己的过去，以图给后来人以启示，当属情理之中，应不足为怪。
需要注意的是，强调“我是农民的儿子”，与“腐败出身论”并无关系。现实中有一种说法：从一个人的起点可以看到终点，一个从小穷怕的人，更容易对钱用心在意。无论是从事实判断还是逻辑判断，“腐败出身论”都站不住脚。腐败与官大官小没关系，与什么出身也没有必然联系。有一些“农民的儿子”倒下了，但有更多“农民的儿子”在干好事、没出事。从本意上讲，这些出事官员不是说出身寒门更易出问题，更可能是在提醒后来人，要珍惜来之不易的一切，要审慎使用权力，认识到“公款姓公，一分一厘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不能私用。”
真正的问题在于，不是这些出事官员不该念叨“我是农民的儿子”，而是他们在想到这一点时，已经太迟了。他们在有权的时候，忘记了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忘记了曾经的理想、曾经的追求、曾经的付出。如果他们早一天想到这句话，时时铭记这句话，把权力拿来为民办事而不是为己谋私，何至于有出事这一天?何需在法庭上流泪忏悔?这才是最刻骨铭心的教训，最需闻者足戒的警示。
权力是把双刃剑，有权可以办事，有权也可能出事。因此，官员别到出事了才想起“我是农民的儿子”，而应将其当作“紧箍咒”，时时自问“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叹只叹世上没有后悔药可吃，胡长清们虽然醒了，只是想明白时已然迟了，空悲切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