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修复场景
历经兵荒马乱，劫后余生的《永乐大典》如何修复?洞窟里沉睡千年，承载海量历史未解之谜的《敦煌遗书》又如何被当代人所解读?
12月7日至1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纸张保护：东亚纸张保护方法和纸张制造传统》研讨会在宁波举行，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和蒙古国五个东亚国家的专家学者，就这个历时7年的文化保护项目进行了交流探讨。
研讨会上，国图文献修复组专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的代表性传承人杜伟生，特地向大家讲起了《敦煌遗书》的修复过程。
袁恒通的“棠云手工纸”作坊
已从业40多年的杜伟生，在古籍修复上经验丰富，技艺超群，但《敦煌遗书》的修复过程仍让他印象深刻。
“国图对敦煌遗书的修复至今也历时二十几年了，这真是一个慢工出细活、要求尽善尽美的过程。”杜伟生解释，敦煌遗书本就是装帧简单、古朴的古代文献，如果按传统修复如裱画般的工艺来操作，“边儿也裁齐、前后都加上绫子”，那就不是原来的敦煌遗书了。
自敦煌遗书起，国图文献修复组开始采用新的修复原则——“整旧如旧”。“现在的修复要求真实性，不能干扰原有的文物信息，让人能看出哪儿是原件、哪儿是修补的地方。”这种修复方式不仅最大限度保留了敦煌遗书原有的文献信息，也简化了流程，提高了修复效率。
经杜伟生和他的同事之手，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及西夏文献被当代人所认识解读。
如今，杜伟生的经验已融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纸质文物保护与修复操作指南》。
的确，如何让纸张活得更好更久，已是全世界共性难题。不过，南国书城天一阁，对古籍的修复技术同样精妙。
古籍修复中
天一阁博物馆的古籍《台东涧溪鲍氏宗谱》与文书《清光绪三年张嘉禄翰林院庶吉士敕封》两个修复案例，特被写入了《纸质文物保护与修复操作指南》，并详细介绍了古籍与文书的修复流程。
文书《清光绪三年张嘉禄翰林院庶吉士敕封》是鄞县钦点翰林院编修的敕封，长124厘米，宽56厘米。“文书原本贴在墙上，因为年份久远，纸张完全脆化，毫无纤维拉力。”天一阁博物馆藏品修复部主任王金玉描述，只能先加固再揭取，找寻类似纸张先补了一层，再运用书画修复技艺完成。
而《台东涧溪鲍氏宗谱》几乎包含了古籍所有的问题，纸质脆化，破损残缺严重，缺页严重，书背装订处有小块残存，中间相对完整，后面也残得厉害。虫蛀、霉蚀、絮化、水渍、褶皱等多种病害都有。
“《台东涧溪鲍氏宗谱》是天一阁馆藏的家谱，是天台县下涧溪村的鲍氏宗谱，由宁海鲍氏后人捐赠。”王金玉介绍，《宗谱》为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追远堂修订，木活字本，共2册(上册168页，下册140页)，六眼线装，开本极大，书高49.6厘米，宽37.1厘米
修复后的古籍页面
化腐朽为神奇，修复古籍的各种技术手段都在《台东涧溪鲍氏宗谱》综合运用。这几乎是一次教科书般的修复过程：同时运用不同修复技法，又要彼此协调以确保修复后书页的平整，因此其修复过程极具代表性，对其他古籍的修复工作具有良好的参考作用。
“真实性”“可再处理性”“最少干预”是修复原则。“清洗去污，同时降低纸张酸度;选择湿补法、干补法修补书页;对纸质尚好但有破洞和残缺的书页，以修补为主;脆化、絮化的书页待补洞完成后用薄皮纸整体托裱加固。”王金玉说，“修复用纸宜薄不宜厚，宜淡不宜深。根据《台东涧溪鲍氏宗谱》前期调查结果，我们选用奉化棠云的竹纸作为修复用纸，选用薄皮纸作为加固用纸。”
如今，修复后的《台东涧溪鲍氏宗谱》书页平整、书口整齐、字迹清晰、无洇化、无褪色，恢复了原有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
一页页薄薄的纸张组成的书籍是流转在时间里的智慧结晶。来自日本的东亚文化遗产保护学会纸质文物保护专业委员会会长冈兴造认为，东亚就是基于纸张这一基础媒体而形成的共同文化圈，东亚地区要协力留住纸质文物。
宁波天一阁所藏部分古籍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刊主编罗南熙，也在看完奉化棠云的古法制后感慨说，“从一棵竹子到一张棠云纸，需要经历72道工序，花费4个月时间。这么古朴的方式很难见到了，我简直不想走了。”
更有专家提出这样的疑问，“中国的造纸术是从什么时候流传到东南亚的?是什么样的途径流传的?我们希望通过各国的共同研究，把传播的途径找到。因为这是文明的途径，我们认为‘纸之路’的文化意义不亚于‘海丝’，并且在未来一定能找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