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的火车票
冰心的春运旅程
1929年12月18日，冰心离开北京，回上海法租界过年。
查万年历，那天是农历十一月十八，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冰心干吗这么早就急着回家呢?
原因有三：
第一，民国政府废除旧历，推行新历，很多传统节日都被取消了，政府号召大家使用新历，告别旧历，把春节假期挪到元旦，过年时基本上不再放假，即使放假，最多只给两天假期。所以冰心要想跟父母团聚的话，只能赶在元旦前回去。
第二，跟现在相比，民国交通非常落后，现在短短几个小时的车程，那时候往往需要花上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都有可能。
第三，冰心接到了父亲的电报，得知母亲病重，她急于回家探望母亲。当然了，这条原因才是真正关键的原因——爹娘病重，儿女当然要回去，请假也要回去，如果非要等到过年，那还是人吗?
闲言少叙，我们且看冰心究竟是怎么回去的。
要搁到现在，从北京回上海就跟玩儿似的：可以开车，可以坐车，可以坐飞机，可以乘高铁，无论用哪种方式，路上都不至于耽搁很长时间吧?可是民国时代就难多喽!首先冰心没有买车，不可能自驾;其次两地之间没有直达的长途汽车——长江之上还没建大桥，汽车无法飞越天堑;想打飞的也不行哦，中国航空要到1935年才开始开通客运业务。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冰心能选择的比较靠谱的交通工具就剩火车了。
那时候，从北京到上海是有火车的，不过要分段乘坐：先从北京前门搭乘平津列车到天津，再换乘津浦列车到浦口，然后坐船过江，到对岸的南京火车站换乘京沪列车到上海。按照平日的正常速度，这一路上要花两天两夜——不仅仅是因为车速慢，主要是中途需要多次换车。
两天两夜确实很慢，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的心目中，这个速度已经是他们引以为豪的最快纪录了。1922年6月，北大教授吴虞从北京去汉口，在火车上过了两天零一夜，他下车时居然感叹道：“两千四百六十里，此时即到，可谓神速矣!”可见他们是很容易满足的。
出发前一个星期，冰心就托朋友打探平津列车、津浦列车和京沪列车的时刻表，以便精确规划出行时间。打探的结果是：“津浦线被军方临时征用，此路不通!”怎么办?难道让我们伟大的冰心老师骑着马回上海吗?那得走到什么时候?
天无绝人之路，火车虽然不通了，却可以坐船，所以冰心又赶紧托朋友订了一张从天津到上海的船票。
1929年12月18日晚上七点，冰心坐火车赶到天津。她在天津国民饭店休息了一夜，跟梁启超的女儿见了一面，第二天下午坐人力车去码头，顺利登上一艘直达上海的轮船。她老公吴文藻前来送行，见甲板上挤满了回家过年的学生、民工和小商贩，舱门外笑骂声、争吵声和叫卖声响成一片，不由得心疼地说：“爱，我恨不能跟了你去，这种地方岂是你受得了的!”冰心握住老公的手说：“不妨事，我原也是人类中之一。”意思是你别担心我，我虽然出身富贵、生活优裕(冰心的父亲是海军部副部长)，但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林黛玉，其他乘客都能受得了，我凭什么受不了呢?
其实，冰心的老公未免过于矫情。要知道，冰心有钱，在船上订的是官舱，类似现在飞机上的头等舱、火车上的小包厢，放在那个时代，绝对属于普通老百姓做梦都不敢奢望的高级享受。老百姓图省钱，只能订统舱，几百个人挤到一起，孩子哭闹，大人吵架，油烟味儿和脚臭味儿铺天盖地，身旁不时传来呕吐和呻吟的声音，那才叫折磨呢!
不过冰心在官舱里也舒服不到哪儿去——船太慢了。她在19日下午两点半上船，等到夜里十点才开船，然后在22日晚上六点才抵达上海。冰心晕船了，对茶房送来的饭菜毫无胃口，用她自己的话说，在这段旅程中，“我已置身心于度外，不饮不食，只求能睡”。为什么只想睡觉?晕船呗，不舒服呗。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女作家，她说她坐高铁不耽误写稿子。如果把她放到民国，放到冰心乘坐的那艘船上，我相信她未必能写出一个字来，因为受时代和科技的限制，民国的轮船不可能比得上现在的高铁，它不可能像高铁那样舒适安静、方便快捷。
我们刚才说过，冰心是12月18日从北京出发的，结果在12月22日夜里才到上海，她在路上花了四天。如果津浦铁路没有被军方征用，如果她乘坐火车回家过年，是不是可以快一些呢?还真不一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