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常山，是赵子龙的故乡吗?
关于浙江常山与赵子龙故里的渊源推断
说起常山，世人所知并不甚著，但倘若将“常山”与“赵子龙”联系起来，则可谓如雷贯耳。“常山”这个地名，的确是沾了赵子龙的光。赵子龙乃三国名将，英武盖世，忠勇多谋，谦虚谨慎，品德高尚，不像关羽那样傲慢自负，也不像张飞那样鲁莽暴躁，其在三国演义中形象足以比肩诸葛亮，堪称历史上近乎完美的人物，因其在最负盛名的长坂坡救阿斗一战中，说了句“吾乃常山赵子龙也”[1] ，从而使“常山”这一地名光芒万丈、名垂青史。
|赵子龙像
从历史演变过程来看，古代“常山”，曾长期位于河北赵地，先后称“常山国”“常山郡”，然而从唐朝咸亨五年(公元674年)起，“常山”从河北悄然消失，转而成为浙江西部的一个县名，并延续至今。此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现在的浙江省“常山”县与古代河北的“常山”是否存在某种传承关系，与赵子龙又有什么关系?一直让后人感到扑朔迷离。本文试图为之一解迷团，揭开这段惊人的历史真相。
“常山”的起源与悠久历史
“常山”作为地名的历史十分悠久，最早可追溯到秦末楚汉争霸时期。公元前206年，西楚霸王项羽因大梁人张耳(?-前202)扶赵抗秦之功，乃分封赵地北部为常山国，立张耳为常山王，都信都(今河北邢台西境之浆水村附近，称夷仪城)。公元前205年，常山被齐陈余攻破，张耳败走，转投汉王刘邦，常山国遂不复存在。西汉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初复置常山国，惠帝封三子刘不疑为常山王，都城元氏(今河北元氏县殷村镇故城村)。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因常山王刘勃服丧期间私饮酒，不尽孝道，武帝下诏废常山国，改为常山郡[2] 。东汉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汉明帝复立常山国，封皇子刘昺为常山王，都城元氏(今河北元氏县殷村镇故城村)，从此，常山国一直沿袭到220年东汉灭亡魏国建立时废除为郡。在两汉时期，先后有13位皇子皇亲被封为常山王。可见，“常山”作为河北赵地人们的“故里”，可谓源远流长。
三国历史中的赵子龙(公元154—229年)，就出生在东汉末年常山国(治所在元氏县)真定县，故逢人必称自己乃“常山赵子龙”是也。魏国建立后，常山国又被改为常山郡。西晋时期，常山郡西南分置乐平郡，元氏县归属赵国，常山郡治迁到真定县(今河北省正定县)。隋朝统一后，又改常山郡为恒山郡，唐初改常山称恒州，此后百年间，常山郡名称在定州、恒州、恒山、平山等名号之间多次兴废，天宝十五年(756年)，常山郡复更名平山郡。从此，“常山”一名再也没有回到过河北赵地。统论河北赵地的“常山”名称自产生至消失，共存在960余年。
后来，“常山”这一名垂青史的大号，在世人不经意之间，悄然降临到了浙江西部这块“蛮夷之地”上。这一本应惊天动地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历史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也许是长期战乱使得连生存都倍感艰难的人们无暇于关心这类“闲事”，也许是“常山”这一地名当时并没有因赵子龙这一历史人物而声名大振，如后世一样备受推崇(毋庸讳言，赵子龙是因《三国演义》一书而在明清之后才真正走红的)。史书上仅仅交待了“咸亨五年(674年)分信安置常山县，以常山名县，将县治置常山北麓常山乡(今招贤镇古县村和古县畈村)，属婺州”。垂拱二年(686年)常山县改属衢州，广德二年(764年)迁常山县治于天马镇(今天马街道)。此后，除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到元代至元十三年(1276年)十年短暂改名“信安县”外，“常山县”这一地名历经唐、宋、元、明、清诸代沿袭旧制至今，在浙江省西部衢州地区存在历史已达1300多年之久。
浙江“常山”县名的起源纷争
江南吴越地距河北赵地数千公里之遥，但“常山”这一令人如雷贯耳、具有厚重历史沉淀、长期在河北赵地的地名，为何在会在江南悄然出现，而且在当时的浙江西部的衢州境内?
从现有史料查寻，浙江“常山”的县名之来由并无确切可靠依据以供考证，这也引起了“常山”县名起源的种种猜想与纷争。
一是因山“常山”得名说。唐代李吉甫所作《元和郡县志》卷曾载：“常山县，上，东至州(即衢州)八十里，本太末县地，隋初置定阳县，隋末废。咸亨三年(672年)[3] ，于今县东四十里置常山县，因县南有常山为名。广德二年(764年)，本道使薛兼训奏，移置于旧县西四十里，即今县是也。”[4]
许多人因这段记载中有“因县南有常山为名”而想当然也认为“常山”是一座山的名字，甚至将其与县南的“湖山(又名长山)”相混淆。然而众所周知，山是非常稳固的大自然的产物，一般是不会变化消失的，如果当时县南有“常山”，那一千多年后的现在应该还在的，浙江西部历来无地震及其他足以地动山摇的事件记录，不可能倒塌或被愚公移山搬掉的，何况如此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名山，保护还来不及呢!比如衢州因之而得名的常山县“三衢山”，历来被誉为“衢州的母亲山”，现在又成为远近闻名的AAAA级景区。但反过来看常山县南的山，都是些最普通不过的山，如果真有叫“常山”的山，这座山到底是哪一座?为何叫常山?可以说当今常山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如果常山县真因这种无名之山而得名，那岂不是辱没唐代统治者以及常山老百姓的智商吗?因此这一说法并不足信。
二是因山“长山”得名说。清初学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93又载：“常山在县东三十里，县以此名。一名长山。绝顶有湖，广数亩，亦曰湖山，巨石环绕，俨如城郭”。且不说其表述与《元和郡县志》出入较大，如其云“常山在县东三十里”，而《元和郡县志》则记载“于今县东四十里置常山县”，相差十里之多。然而即便如此，那么此地为何不干脆叫“长山县”或“湖山县”，而称“常山县”呢?其实当时常山县境内，比长山或湖山有名气的山多的是，如白菊花尖，乃是常山县第一高峰;黄岗山，上有唐代名刹万寿寺(后来还御赐为“容车寺”)等等，应该比“长山”之类的山更有资格成为县名。可见县以山名的说法，确实很缺乏说服力。连作者顾祖禹自己都承认，他撰写《读史方舆纪要》一书，无论实地考察或是调查，囿于条件所限，他都只能“间有涉历”[5]而已，他本人总觉得未能十分满意，尤其以缺乏只有从实地考察中才能获得的感性知识为憾事。从常山的史料上看，也没有顾祖禹到过常山实地考察的记载。
三是因中药“常山”得名说。更有断言“常山”县名的由来源于该县境内盛产一种名叫“常山”[6]的中药的说法，这也是没有依据的。古代以特产而命名的地方确实存在，如“安徽铜陵、广西桂林、浙江海盐、广东梅州”等，并且均名副其实。然而据《中华本草》记载，“常山”作为药材，主要分布在江西、湖北、湖南、陕西、四川、贵州、云南、广东、福建、广西、甘肃、西藏、台湾等地，并无浙江西部盛产此药材的记载，直到如今，也没有见过常山县出产过“常山”这种中药材。因此特产中药得名亦不足信。
“常山”名号为何落户浙江？
那么，浙江的“常山县”名号到底从何而来的呢?我想从中国历史数千年风云变幻、社会变迁中，不难寻找出确切可信的答案。
| “五胡乱华”形势图
公元280年，三国灭亡后政归司马氏，河北赵地的常山郡归于西晋统治之下，但司马氏的统一局面只维持了短短的36年，在公元291年，也就是赵子龙去世62年后，就发生了“八王之乱”[7] ，公元316年西晋灭亡后，更是发生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惨绝人寰的“五胡乱华”[8] ，特别是“五胡”实施“杀汉令”，导致中原及以北地区人口在八年之内消失90%，史书上记载“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须知八年抗战，中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被日本侵略者杀害3500万人，就被称“惨绝人寰”)，可想而知，当时汉族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种族灭绝的危机。河北赵地的常山郡处于边塞之境，离胡人最近，更是难免生灵涂炭，最早遭遇灭顶之灾。东晋建立后，以长江为天险巩固了政权，北方人民为躲避战火纷纷大量的南迁，许多知识分子、农民、手工业者、商贾等纷纷逃亡到当地属“蛮夷之地”的南方，史称“衣冠南渡”[9] 。他们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知识，极大地促进了南方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使江南地区日渐富庶和繁华，最终取代北方中原而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迁到南方的北方及中原部族与当地百越各族相融合，逐步形成了一种饱含江南特质、兼容北方特征的新兴文化。这其中，大批来自河北赵地常山郡的战乱幸存者，其中也不乏赵子龙的后代或族人，逃难到了南方后，选择了会稽郡定阳县境内的一个远离县治(今何家乡钱塘村一带)但又靠近江边、土地空旷、人烟稀少、适宜发展生产的区域(今招贤镇古县村、古县畈一带)聚居，并繁衍生息，逐步兴旺起来。随着南方政治局面的稳定，这些原籍河北赵地常山郡的人口逐步繁衍、日渐增多，他们聚居的那个区域被称作“常山乡”。据史料记载，唐代之前常山县前身定阳县和信安县内均设有“常山乡”。至此，“常山”县名源于“山名”更是经不起推敲了。
|明万历《常山县志》记载：“常山者，以镇名县也”，并记载有“常山乡”
过了200多年，到了唐代，“常山乡”内原河北常山郡人的后裔越来越多，由于他们技术先进、文化发达，经济社会发展很快超过了同在定阳县(隋末唐初改为“信安县”[10] )的原住民，影响越来越大，名声渐渐盖过了原来的“定阳县”及后来的“信安县”。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这些北方常山郡赵人的后裔，逐渐不满足于“常山乡”的称呼，加之北方的故土“常山郡”再也回不去，且已被异族统治多年，早就物是人非，设置他们日夜魂牵梦萦的故土“常山县”的呼声日益高涨。根据这一现实，作为当政者顺时应势对区域名称进行调整，是顺应民意、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何况李唐王朝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是唐高宗，耳濡目染了父亲唐太宗李世民善于纳谏、从善如流的执政风格，于是才有了咸亨五年(公元674年)正式分信安置常山县，仍属婺州，并将县治由原定阳乡三岗(今何家乡钱塘村一带)，改到了原河北常山郡人后裔聚居的常山乡(今招贤镇古县村、古县畈村一带)，而“定阳”则在称县456年之后，由原县名降为乡名，原县治所在地一带被称为“定阳乡”。从此，“常山县”这一名号扎根在浙江西部，再也没有中断过。可见，浙江省“常山县”的地名应该是由古定阳县境内“常山乡”演变发展而来，而“常山乡”则是由原河北常山郡人及其后裔聚居而得名。明万历《常山县志》卷一也明文记载：“常山者，以镇名县也”。古代一般称县以下的小商业都市为“镇”，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常山乡”由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设立常山县之前已经是“常山镇”了，由此已经更足以雄辩地证明，“常山县”乃是由“常山乡”升格演变而来。
|现常山县招贤镇古县村(唐代常山古县治所在地)
从我国历史上地名来源看，由“乡”名演变为“县”名的并不少见，如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以境内有“柯城乡”得名;开化县以开源、崇化二乡名各取一字而得名;丽水市云和县以兼浮云、元和二乡之名以名;温州市龙湾区以境内龙湾乡得名;安徽省长丰县以历史上曾是寿县的长丰乡得名;江苏省如东县以原为如皋县东乡而得名。凡此不一而足，不胜枚举。
由此可知，“常山县”这一历史名称由河北赵地日渐式微而自江南重新兴起，见证了我国千百年前北方人民向南方大量迁徙的历史，与历史上的“江西填湖北”、“湖广填四川”相比，堪称“河北填浙江”的缩影。尽管今天的浙江省“常山县”并非三国名将赵子龙出生时的河北常山郡，但这一区域名号的由来却与河北常山郡有关很深的渊源，是古代常山郡后裔所居之地，传承了南迁之后河北常山郡后裔深深的故土之恋、思乡之情。
“常山”名号因何从河北消失？
更改地名自古以来并不鲜见，如古代“恒山郡”改称“常山郡”，便是为避汉文帝刘恒之讳而改之，河北“真定府”改称“正定府”，便是避清雍正皇帝胤禛(zhēn)之讳而改之。但命名一地的名号，从来都是十分严谨慎重的大事，必须有充分的依据和理由。尤其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因名之过、因字之差而兴的“文字狱”不在少数，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随意命名。河北赵地“常山”名号的消失，其实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经过多年战火浩劫，特别是“五胡乱华”之后，河北原常山郡早已“十室九空”，常山郡人们的祖居之地，那个出过三国名将赵子龙的河北“常山”，早已物是人非，即便有“常山”之名，却已难称“赵地”了。因为自那以后，住在原常山郡区域的人，早已是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胡的后代，只是到了北魏统一北方以后，魏孝文帝拓跋宏推进了汉化改革[11] ，这些“五胡”之后才逐步被汉文化融合，因此他们与原河北赵地的文化传承，尤其是与正统的赵子龙文化、精神已没有什么直接的历史渊源和关联，正如今天的埃及、伊拉克、美国等地，与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第安人在文化上没有任何关系一样，再称河北赵地为“常山”，已经名不副实。
上海某基因研究所历时两年，对先秦时期发掘的人骨进行DNA分析，发现现在的北方人基因和先秦时期北方汉人基因有明显的差异，这就验证了南北朝时北方多民族融合的事实，匈奴、鲜卑、羯、氐、羌族以及后来的契丹、突厥、女真等部族，都有可能是现在北方人的祖先。而江浙皖一带人的Y染色体却和先秦时期北方汉人的基本相同。无独有偶，2004年英国《自然》杂志以《遗传学证据支持汉文化的人口扩张模式》为题，刊登了复旦大学对中国南方各省汉人基因检测的研究成果，专家认为，在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仍，能辗转迁徙移民到南方的北方人大多是男性，他们到达南方“蛮夷之地”后，杀死了大部分土著南方男性，并与本土的南方女性通婚。所以，现在的南方男性，Y染色体主要继承的是北方人的，X染色体继承的是本土南方女性的，这充分证明了历史上北方汉人南迁，现代南方人乃是北方汉人后裔的事实。
从河北赵地后来屡次改名“真定”、“正定”等名号可以看出，统治者对河北赵地的最大期望就是“真正安定”，到了唐宝应元年(约公元762年)，随着唐朝最大叛乱之源“安史之乱”[12]平定后，更是将“常山郡”又改回为“恒州郡”，希望该地“永恒平定”了。加上此时距唐朝在江南浙江衢州另设“常山县”已达88年之久，江南“常山县”成为河北原常山郡后人聚居地已是天下共识，自此河北赵地原“常山”这一名号终于被历代统治者永远撤销了。
浙江常山，乃是古代赵子龙文化和精神的真正“故里”
人，才是历史的传承者。今日的浙江省“常山县”不是河北赵地常山郡，却得常山郡人后裔的聚居地，可以说是古代河北常山郡文化和精神的传承者，而赵子龙文化和精神，正是古代河北常山郡文化和精神的杰出代表。从今日常山人身上普遍存在的一些性格与习惯，也可看出他们与古代河北常山文化与精神的某种渊源。
常山人不排外，包融性强。但凡在浙江衢州生活或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常山人最不排外，包融性是最强的，在常山工作或生活过的人对此更有切身体会。这一点特质，与常山人祖上本身大多属于外来人有很大关系，他们对于外地人来常山，总是抱着理解同情的态度来对待，喜欢用“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来理解外地人。由于常山历史上就是“两浙首站、八省通衢”[13] ，是历代南方八省与京城之间的必经之途，水陆转运、舟车汇集之地，外来商贾云集，商业曾经十分繁华，曾出现过被誉为“日望金川千张帆，夜见沿岸万盏灯”的空前盛况。任何外地人来到常山，不用担心会受到排挤和歧视，这是浙西其他县(市、区)所不具备的。
常山人性格豪爽，具有较典型的北方性格。喜欢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声说话。在浙西，常山人创业能力、精神比不上周边的江山、龙游等县(市、区)，与“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温、台等地的浙江人更是有天壤之别。别看常山人赚钱不多，但舍得花钱、懂得享受，生活质量在浙江西部可以说名列前茅，抽的烟、喝的酒，消费水平在浙西都是最高的，如常山人的人均收入水平比江山市差很多，但每包香烟的消费水平比江山的消费水平高2块多，大有“人生得意须尽欢，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迈气概。
常山人讲义气，民间多有尚武精神。可能是赵地文化与越地文化未能完全融合的关系，常山人在人的印象中就像是南方的北方人。常山人喜欢打抱不平，为朋友两肋插刀，只要两人性情相投，三杯酒下肚就是兄弟。常山年轻人大凡打架斗殴，多半不是为自己，而是出于朋友义气，拔刀相助，颇具河北燕赵之地的豪侠之风。常山民间习武之风自古兴盛，尤其在农村习武之风更浓，民间拳师颇受敬重，涌现出一批武术后起之秀。虽然由于时代进步原因，习武好斗者日渐稀少，但在民间仍有太乙武当拳、猷辂拳、洪氏斋公拳、定阳拳等多个拳种被继承下来，其中太乙武当拳、猷辂拳还被浙江省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常山群众在练武术
常山人喜欢吃面食，饮食文化丰富。常山种植麦子历史悠久，常山人对面粉食品的喜好，在江南也是属于少见的，面条、麦香饼、馒头、水拼、肉包子、水饺等各种各样面食可谓不胜枚举。据记载，常山贡面在南宋时便流行于民间，在明代嘉靖年间成为贡面;麦香饼在明朝就已为人所喜爱;面粉做的馒头更是成为拥有千年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山喝彩中的喜庆物品。对饮食质量要求，常山人嘴巴出了名的刁，哪家饭店的酒菜稍不好吃，常山人就会用脚“投票”。所以，常山成为远近闻名的美食之乡，跟常山人对饮食要求的挑剔造成的激烈竞争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常山流传着许多与赵氏有关的佳话传说。如境内的天马山，据说是赵子龙去世后，他的座骑从这座山上升天成为天马而得名。位于天马镇的赵家坪，流传着赵子龙的后代赵天官得高僧夜传兵书、为朝廷屡立战功的传说。北宋“铁面御史”赵抃、南宋“中兴名相”赵鼎等许多赵姓历史名人喜欢到常山，他们与赵子龙一样，都堪称忠君爱民、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楷模，特别是赵鼎在“宋室南渡”后以常山为家，并在被奸臣迫害含冤死于外地后仍坚持归葬常山，也许在他们思想和灵魂深处，对同为赵氏先贤的常山赵子龙高尚品格和精神有着某种高度契合与认同。
|衢州孔庙
李白出生在唐代西域的碎叶城[14] ，却没有人认为他的故里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托克马克市;诸葛亮出生于山东沂南县砖埠镇诸葛村，但传承诸葛亮文化和精神公认最正宗的却是浙江省兰溪市诸葛八卦村(村中现居有诸葛亮后裔近4000人，是全国最大的诸葛亮后裔聚居地)，而非其出生地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更不是襄阳、南阳;北宋灭亡，宋室南渡后，孔子第48世孙、衍圣公孔端友追随宋室南迁浙江衢州，元大一统后，虽北宗曲阜的衍圣公孔浈因冒姓而夺爵，然朝廷“议立孔子后”，历经廷议，仍确认“寓衢者为大宗”[15]，而不是“在鲁者”(山东省曲阜孔氏后裔)。这都说明历史文化与精神的一脉传承者，唯拥有其人，而非拥有其地。“常山赵子龙”的历史文化与精神传承也一样，浙江省“常山县”，既拥有原河北常山郡之后裔，又拥有千年沿袭的“常山”之县名，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赵子龙历史文化和精神传承上的永恒“故里”。
[1]《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刘玄德携民渡江赵子龙单骑救主
[2] 《史记·孝武本纪》载:“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于真定，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
[3]注：应是咸亨五年(公元674年)。
[4] 《元和郡县志》卷266衢州常山县。
[5]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予也未尝溯江河，登恒岱，南穷岭海，北上燕冀。间有涉历，或拘于往返之程，或困于羁旅之次，不获放旷优游，博观广询。间尝按之图画，索之典籍，亦举一而废百耳。”
[6] 《中药大辞典》：常山，别名互草、恒山、七叶、鸡骨常山、翻胃木。为虎耳草科植物黄常山的根。秋季采挖，除去茎苗及须根，洗净，晒干。生于林荫湿润山地，或栽培于林下。分布江西、湖北、湖南、陕西、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福建等地。
[7] “八王之乱”：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皇族内乱之一，当时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导致了西晋亡国以及近三百年的动乱。
[8] “五胡乱华”：指在西晋时期匈奴、鲜卑、羯、羌、氐等五个主要塞外游牧民族趁西晋八王之乱，国力衰弱之际，陆续建立非汉族政权，形成与南方汉人政权对峙的时期。
[9]衣冠南渡：指的是西晋末，晋元帝避乱渡江，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的事件，当时大批缙绅﹑士大夫及庶民百姓随之南下，史称“衣冠南渡”。
[10]隋大业三年(607)，太末、定阳2县并入信安，隶东阳郡。唐武德七年(624)废衢州，并定阳、须江、白石、太末4县入信安县，隶婺州。
[11] .魏孝文帝拓跋宏：他以“南伐”为名迁都洛阳，全面改革鲜卑旧俗，规定穿汉服，说汉语，改鲜卑姓为汉性，自己也改姓“元”，又参照南朝典章，修改北魏政治制度，对各族人民的融合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史称“孝文帝改革”。
[12] .安史之乱是唐朝755年至763年由安禄山与史思明背叛唐朝后发动的战争，这场内战使得唐朝人口大量丧失，国力锐减，为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13] .常山在南宋时期是京师至南方八省的主要通道，是南方诸省进入浙江第一站。历史上常山隶属两浙道，故常山县有“两浙首站”、“八省通衢”之说。
[14] .碎叶：与龟兹、疏勒、于阗并称为唐代“安西四镇”，现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
[15] .《元史类编》：“孔洙，圣裔也。自宋南渡，孔子四十八代孙端友从南，家衢州，袭封衍圣公;金人亦求其在曲阜者(按：孔端操)封焉。世祖既平宋，议所立，或言“寓衢者为大宗”。召洙至，欲封之，使归鲁。洙以先世庙墓在衢，不忍舍，固让其爵于在鲁者(按：孔治)，且以母老乞南还。世祖嘉之曰：“宁违荣而不违道，真圣人后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