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烈士”是中共闽浙赣区党委领导下的衢州中心支部成员，其革命活动被衢州绥靖公署二处发现，致使支部书记江文焕，副书记林维雁，支部委员王多祥、李子珍、郑南轩、高寿华在衢州解放前夕被捕遇害。虽然对当时纪念大会上的一些细节已模糊，但笔者记住了他们照片上年轻的容颜以及为信仰和劳苦大众“血洒黎明”的事迹。
由于童年时的深刻印象，后来笔者一直在收集研究相关史料，并逐渐有所发现。
A 支部委员 刘信善死里逃生
1949年1月23日，江文焕、林维雁被捕时，他们随身携带的我党文件和支部主要成员名单也落入敌手。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衢州中心支部其他成员立即暂停活动，有关人员转移隐蔽。他们隐蔽了一段时间，看敌人没什么动静，又陆续返回家里和学校。同年3月16日夜，国民党当局衢州情报组组长王震率特务、宪兵和刑警几十人，分成4组同时出动，抓捕了王多祥、李子珍、郑南轩、高寿华4人。支部委员刘信善当时在雨农中学任教，离城约5公里，敌原定翌日逮捕，刘信善得知后走脱。另一名支部委员毛熊祥，当时因在江山，幸免于难。
关于刘信善走脱的过程，周仁贵的女儿周熹敏在《回忆我的父亲》手稿中写了以下经过：周仁贵在雨农中学任教务主任时，无意间听训导主任说刘信善是共产党。周仁贵很为刘老师的安全担忧。正巧那天晚上学校办什么酒席，周仁贵与刘信善坐在一起。借着醉意，周仁贵问了句：“刘老师，听说你是共产党，对吧?”刘信善立即否认，又问周仁贵为何这么说，周仁贵答：“你是不是共产党我并不知道，但是我是听人这么说了的。如果不是就没什么，如果是，你自己小心为好。”刘信善翌日一早向周仁贵请假与一位工友出校。刘信善刚走出校门就见到特务的摩托车队，他们马上藏到路边的玉米地里，躲过一劫。
“文革”动乱时期，为证实刘信善没有叛变，浙江方面曾派员到广西大学向在这里任教的周仁贵进行外调。周仁贵说明了情况，解除了刘信善的叛徒嫌疑。刘信善后来在江山中学和浙师大担任领导职务，1985年离休，1994年去世。
B “血洒黎明”的 另8位革命志士
《中共衢县党史资料(1919.5-1949.5)》写道：与“六烈士”同时遇难的，还有外地押来衢县的8位革命志士。根据陈达在1962年4月写的《1949年衢州大血案纪实》中表述，这8人是中共皖南武工队程队长、民盟人士杨欣渡和浙江大学进步学生6人。
1948年秋，衢州绥靖公署二处所属皖南情报组组长高尚志，指挥特务在皖南逮捕了中共皖南武装工作队队长程某，解送到衢州绥靖公署二处关押。国民党特务计划利用程队长实施反间计，并设法在皖南将其妻儿诱捕到衢州作为人质。程队长表面顺从，暗中抵制。同时，国民党特务诱捕程队长家眷也没有实现。二处特务遂将程队长送往衢州监狱关押，决定对其施加杀害。
1948年夏，高尚志在接近解放区的地方捕获民盟人士、进步医生杨欣渡。9月，国民党将杨欣渡解抵衢州，寄押在衢县县政府看守所内。经毒刑审讯，杨欣渡供认他系民盟人员，原为上海市一名西医，因皖南解放区需要医生，他经皖南共产党组织和上海民盟组织联系，去皖南做医务工作。二处黄炳炎和陈达对杨欣渡案件甚为重视，企图借此达到扩大破坏上海民盟组织的罪恶目的，并计划逮捕共产党或民盟有可能派来的营救者。
1948年冬，浙江省警保处长兼衢州绥靖公署二处处长毛森在杭州破获了浙江大学和其他学校的共产党活动案一件，逮捕了四五十人，经审讯，绝大部分人员已予交保释放，只有6人被认为是重要分子一直关押。1949年2月间，毛森派人将这6位进步学生从杭州押解到衢州，当即寄押在衢州监狱内。据派去验收的二处参谋周凌九说：“这六个人都是青年学生，其中还有女的一人。”
“浙大六学子”被解到衢州后，二处既未提审过，也没有翻阅本案文卷，只是凭信黄炳炎一句“这六个学生是在杭州经过毛先生审讯过的，认为是重要分子”，就杀害了他们。
C 林维雁等14位英烈 被残酷杀害之经过
1949年1月18日，衢州绥靖公署撤销，后改组为国民党陆军第九编练司令部，原任衢州绥靖公署二处二课课长陈达留任第九编练司令部第二处第三科(即情报科)上校科长。陈达收到执行杀害的命令后，考虑到三科人手不多，便向司令官张雪中写了一个签呈，张雪中令特务营营长杨英派员执行。
陈达在《1949年衢州大血案纪实》中详细记叙了杀害经过。其中时间、地点与他在1984年7月8日写给衢州的调查回信中略有出入。他写道：
我把张的批示面交杨英，并嘱咐他说：“要做得很秘密才行啦，要选派精干人员在深夜执行，不能打枪，以免惊动老百姓，地点最好在衢州城郊三四里的地方。”杨英说：“这个我有经验，你放心好了。”(听说杨曾在河南等地暗杀过共产党人)。杨又问我什么时候干?我答复他：“就在今晚好了。”并另指派了参谋蔡皑吾和衢州组长王震二人担任监督杀害工作。
傍晚，据蔡皑吾报告我：“杨英已派了一班士兵去城外三华里地方挖好了一个泥坑，晚上就在那里干掉这些共产党。”我说：“行啦，要极端秘密为是。”经我作出了这些血腥的指示后，当天晚上(1949年4月初间的一个深夜)12时左右，蔡皑吾、王震等偕同特务营派出的一个连长率领了一批武装士兵往衢州监狱提出了林维雁等14位革命人士押往衢州城外预先挖好泥坑的地方，将他们残酷杀害了!
第二天早晨，据蔡皑吾、王震向我报告说：“昨晚12时左右，在衢州监狱提林维雁等之时，给他们每人用绳子反绑起来……行至预定地点，两个士兵挟着一个‘犯人’推倒在挖好了的泥坑内。因发现泥坑挖得不够深，活埋恐有问题，临时商请那个带班的连长命令士兵们用刺刀对这些‘犯人’的头部胸部猛刺，刺死后再用泥土掩埋。”王震说：“实际刺刀也未必刺死了，开枪又恐惊动附近老百姓，忙用泥土压盖，我想活埋也要埋掉这些人的。”
我听说坑挖得不深，刺杀又未必刺死，恐其有意外，怀着唯恐杀人不死的罪恶心情，又叫王震赶快去杀人地点检查一遍。约一小时左右后，王震骑自行车回来向我报告：“埋得很好，没有发现有什么痕迹，保险他们活不了。”我才放心。
我即时叫蔡皑吾拟了一个电报稿子报南京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二处转上海毛森、黄炳炎，向他们汇报已遵令将程某等14人于×日深夜在衢州城郊约三华里地方秘密处死了。
关于英烈们罹难的具体日期，一直鲜有明确记载，只笼统说是“四月中旬”。2010年3月14日，笔者在徐家坞新村采访了原东门街老居民何仕荣(1932年生)，何老讲述了他小时候看到押送革命者出城行刑的过程： “那天是清明日，日里(白天)我帮着抬老佛，晚上与小孩们在新桥街西头城隍庙玩——所以我记得这一天。城隍庙点着两盏汽灯，大人们在打麻将。到晚上9点多，有宪兵进来，要求把灯灭了，叫所有人全部离开。我们小孩站在边上看热闹，当兵的也没赶我们走。后来，我看到东门街上来了两队当兵的，端着枪在东门街两边警戒，枪上刺刀锃亮，又看到摩托车开道，汽车上押着人出了城。听大人说是杀共产党，在几天前，东门外，在通往乌溪桥大路的北边，有人就在挖坑，已挖了好几天。听说那天杀共产党就是拉到这个坑中活埋的。第二天我与小孩们再到那里去玩时，看到那个坑已经填上了。”
按照何仕荣老先生的记忆，对应陈达在1962年的回忆，行刑日期“1949年4月初间的一个深夜”，那么就应该是公历1949年4月5日深夜到4月6日凌晨。(衢报人文智库专家 郑伟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