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有一所学校著名的民办学校，名叫桐江书院，号称“江南第一书院”，朱熹曾经亲自将儿子送到此地就读。
书院位于今仙居皤滩古镇东两里(即山下村与板桥村之间)，建于南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2年)，由仙居皤滩当地的一位名叫方斵的人捐资设立。
方斵，何许人也?据郑公鲤《韦溪先生祠堂记》称，他字宗璞，号子木，又称韦溪先生。平生守志固坚，潜心六经，在宋高宗绍兴年间就已成名，“蔚为诸儒领袖”，时人也有称他为“东南学者表正之师”。他于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受特科进士，后终至嘉州文学。
也许有人会说方斵的知名度不够，但是说到方干知道的人就多了。方干是晚唐的著名诗人。据《辞海》介绍，方干的诗“多应酬之作，也有些诗篇抒写羁旅之思和消极出世思想”。方斵，就是方干的第九世孙。
方干侨居到皤滩板桥
那么，既然方斵是建德人的后裔，为什么定居在台州仙居，还要在仙居当地建造学校呢?
这又要从方干说起。方干与仙居人孙郃是好朋友。“尝过郃里，爱其山水佳秀，挈家寓焉，后世子孙遂家于此”。翻译成白话文意思是说，孙郃家乡仙居的山水让方干留恋不已，他就带着家眷侨寓到皤滩板桥。但事实上，方干最后隐居在会稽，死后，宰相张文蔚上奏朝廷赐进士。后来，直到方干的第八代孙才真正回到方干曾经侨寓的地方，并定居于此。因此，方干的第八代孙，也就是方斵的父亲方英先生才是今仙居山下、板桥两村方氏村民的始祖。
仙居历来有良好的读书风气。北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福建侯官人陈襄担任仙居县令，始创学宫，扩建文庙，并亲自作《劝学文》、《劝俗文》，规劝乡民子弟从学，以至于在仙居出现了“袤及千里，弦诵之声洋溢，人才辈出”的鼎盛景象。而到了方斵这一代，由于当时的南宋政权定都临安(今杭州)，大兴文治，直接推动了台州(时称辅郡)的儒学之风，在地方除官方创办的州县官学以外，各地的民间书院不断涌现;加上当时印刷业高度发达，使得书籍的出版相当方便，大量的经典书籍流入民间。于是，有致力于开拓科场宦业、培养学者儒士想法的方斵，便以方氏族产创办了桐江书院，即“旁置义田数十亩，以备四方来学膏火之费，一时文人荟萃”。
方干九世孙创办桐江书院
当然，创办书院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方斵颇费了一番心思。一是选址，必须环境清幽，适宜读书。据说，当年的书院占地共150多亩，为三重院落式结构，北望永安溪，东临鉴湖烟柳，西南有道渊山、眠山、赤山，“三小山峙立其前，状如鼎足”，环境不可谓不优美。二是取名，不能随随便便，要有文化。他把书院命名为“桐江书院”，把书院东边挖出来的湖命名为“鉴湖”，都是为了纪念先祖方干而命名的，因为方干是建德(今桐庐)人，曾经隐居鉴湖(今绍兴)。从这里可以看出，方斵办学是为了将祖先的名声发扬光大，希望后学者要有饮水思源的思想。三是延请老师，必须海内名儒，道商德厚。当时，方斵以其个人的人格魅力和学术修养，吸引了一批知名学者前来登台执鞭，并通过与朱熹、吴芾、王十朋、陈庸等人的交往，形成了极具影响力的学术圈子，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儒家思想在仙居的传播，还对浙东南一带的学术界产生了深刻影响。
朱熹写《送子入板桥桐江书院勉学诗》
吴芾(1104-1183年)，仙居人，字明可，号湖山居士，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进士。历任通判、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户部侍郎等职，后以龙图阁直学士致仕。他为官有清名，据说任职期间，“视官物如同己物，视公事当如私事。必不得以，与其得罪于百姓，宁得罪于上官”。他与方斵是忘年交，致仕回家后与方斵一起“大治学宫”，并相继介绍状元王十朋、门生陈庸(曾任江西提刑)、大儒朱熹等与方斵认识。
王十朋(1112-1171年)，南宋乐清人。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以宋高宗赵构御笔亲批“经学淹通，议论醇正，可作第一人”，登榜状元。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他恳请高宗出兵抗金，力荐张浚、刘錡，高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最后因主和派的压力，无奈被迫下野，让其主管台州崇道观。虽说王十朋与方斵通过吴芾是早已认识的，但彼此来往不是很密切。此时他闲居任上，方斵便邀请他到书院讲学，他则给书院送去了两块手书的“东南道学世家”和“理学明宗”的匾额，对桐江书院给予了崇高的评价。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他于淳熙九年(1182年)提举浙东茶盐公事兼主管台州崇道观,专程拜访了隐居在仙居官路画湄潭的吴芾，并通过吴芾安排“邀于湖上，延生与饮”，认识了方斵。此时，王十朋已经乘鹤仙去十多年。想不到第二年，吴芾也撒手西归。在结识了方斵后，朱熹对桐江书院的办学非常认可，先后手书了“桐江书院”和“鼎山堂”两匾相赠。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他还慕名送自己的儿子到桐江书院学习。据清光绪年间《板桥方氏宗谱》记载，朱熹还写下了一首题为《送子入板桥桐江书院勉学诗》：
当年韩愈送阿符，城南灯火秋凉初。
我今送郎桐江上，柳条拂水春生鱼。
汝若问儒风，云窗雪案深功夫。
汝若问农事，晓烟春雨劳耕锄。
阿爹望汝耀门闾，勉旃勉旃勤读书。
朱熹的儿子是春季插班生
可见，朱熹的儿子是在春季里读的书--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可能是春季插班生。朱熹在送儿子入板桥桐江书院时充满了期待，希望儿子能勤读书，深谙儒风，知晓农事，到后来光耀门闾。那么，当年方斵创办的“桐江书院”，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呢?同时又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据说，桐江书院不仅经常邀请朱熹前来讲学，而且还承袭了朱熹为湖南岳麓书院制定的《朱子书院教条》为本院学规，具体内容有5个方面：一是像尧舜时代那样实行“五教”，即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教学目标(教之目);二是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五要”为教学的基本方法(学之序);三是向学子们提出了日常修身治学和为人处世的三方面要求，即以“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修身之要”;以“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事之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物之要”。可见，当年的桐江书院受朱熹影响之深。
朱熹亲手在书院里种下了五棵树，书院名声鹊起
朱熹还亲手在书院里种下了五棵苦槠树，隐含了孟子所谓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寓意。如今，这五棵苦槠树依然蓬蓬勃勃地生长着，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和无尽的鞭策。
在像方斵、吴芾、王十朋、朱熹这些大伽的教育下，桐江书院名声鹊起，“四方之学士文人，负笈从游者尝踵相接”。一方面，桐江书院分担了朝廷培养科举人才的责任，促进当地科举取得突出的成就;另一方面，以其学术的独立性，使新兴的理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单就众多的门徒来看，的确相当多地培养了一批名士，如淳熙二年(1175年)进士黄宜、特科进士方刚，端平二年(1235年)特科进士方一新，景定三年(1262年)武科进士方初，咸淳元年(1265年)武科进士方裕等等都出自该书院。
历史上的桐江书院曾经屡毁屡建。到了元仁宗皇庆年间(1312-1313年)，由后人方志道(字成之，号兰亭)重修了一番，以振家学。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据说当地农民锄田时曾得到一片明嘉靖年间书院遗瓦。清同治九年(1870年)，候选知县方松亭在其废墟上重建。但到了民国期间，书院改为祠堂。解放后，办过山下小学。“文化大革命”又使书院一片狼藉，朱熹手书的“鼎山堂”匾额因村民藏匿而得以保存，但王十朋手书“东南道学世家”、“理学明宗”两匾被毁。
清乾隆年间，有一个名叫张龙圻的诗人，曾经写过《鉴湖映月》的诗，描写他寻访桐江书院遗址时的情景--可以说，也道出了我们此时对桐江书院的无限怀念与崇敬之情：
满目玻璃夜静时，天心水面两相宜。
菱花看向波中落，桂影才从镜里移。
鹊结柳梢惊寒蝉，鱼潜萍毯畏垂丝。
当年奇迹任人在，景仰先生百世师。
我也曾看到，当代作家陆原曾专门写过一篇《八百年的呐喊》的文章，赞美桐江书院有着一种“坚忍不拔地弘扬民族主流文化的可贵精神”。现在，当我们面对已经断墙残垣的桐江书院，内心里同样会涌起一丝追怀历史的伤感。
还是当年朱熹在悼念吴芾的挽诗中说得好，“台省倾辟望，江湖去一麾。语闻三谏切，政有百年思。”辉煌的桐江书院及其缔造者们，他们的历史功绩必将炳耀千秋;虽然，他们的名字逐渐淡出了后人的记忆，但通过寻访历史的遗迹，我们必将最终找到美好的精神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