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宋朝儒学集大成者，是惟一一位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的儒者，被尊称为朱子，他也是著名的理学家，在文化史上有独特而崇高的地位。
朱熹与台州渊源很深。如果问台州哪个地方与朱熹最有缘，答案肯定是天台山桐柏宫。桐柏宫是道教南宗祖庭，在宋代称为崇道观。北宋诸帝褒崇道教，宋真宗还设立由官员担任祠禄官的祠禄制度。祠禄官是一个闲职。公元1173年，44岁的朱熹主管崇道观，但在任时间不长。1183年，54岁的朱熹又一次主管崇道观。朱熹在仕途上并不一帆风顺，每当失意之时，他都会主动提出到道观担任祠禄官之类闲职，以便潜心做学问。他担任祠禄官时间最长的地方，就是崇道观。他两次主管崇道观的时间，先后加起来有六七年。在这六七年里，他有时住崇道观，有时住武夷山，有时到其他地方讲学。作为一代大儒，朱熹平时喜欢与道士交往论道，曾多次向南宗五祖白玉蟾讨教丹道，甚至化名“空同道士邹祈”注释道教经典《参同契》和《阴符经》。他把道家的“道”和儒家的“理”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出“道即理之谓”，认为“理”“太极”与“道”其实是同一回事。他的理学思想，吸收了大量道教特别是道教南宗的思想，以至于后人评论他是“外示儒术，内慕道学”。
在天台山，朱熹也有更多的机会全面了解佛教禅宗和天台宗的思想。朱熹主管崇道观之时，国清寺为禅宗道场，他与国清寺主持志南关系很好，对志南所写的诗评价很高。他非常看重寒山诗，曾与志南探讨过。在调离台州以后，他特地写信给志南，希望志南能校刊重刻寒山诗，并提出字体应稍大，以便读者观览等具体意见。朱熹与志南的交往，不局限于诗歌交流，更多的是对佛理的探讨与研究。对于禅宗思想，他既有批评也有吸收。在其整个哲学体系中，都存在禅宗的影响。与此同时，朱熹也吸收了佛教天台宗的“实相”说、“性恶”说和“一念三千”等理论,建构起自己以“天理”为本体的、以“理一分殊”为特色的人生心性学说。
佛道双栖的天台山，是朱熹一个重要的人生驿站，佛教禅宗、天台宗与道教南宗的思想，对朱熹的理学思想的深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主管崇道观期间，朱熹到处讲学，足迹遍及台州各地。在天台，他与博学多才的当地学者徐大受相互切磋，探研儒学。徐大受家境贫困，朱熹来拜访时，他只能用葱花汤和麦饭来招待。但是，两人一见如故，留下了“圣交堂”(又名“麦饭堂”)的佳话。朱熹还到临海拜谒了教育大家徐中行、徐庭筠父子墓，大字书写“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并题诗赞扬“二徐”，诗曰：“道学传千古，东瓯说二徐。门清一壶酒，家富五车书。但喜青毡在，何忧白屋贫。我来君已逝，挥泪表丘墟。”表达了他对“二徐”的敬仰之情。
朱熹与南宋教育家、台州人石墪曾在福建同安县同时为官，他们经常相互切磋学问，结下深厚友谊。石墪去世后，朱熹专门为他写了墓志铭。
朱熹也曾到黄岩樊川书院、仙居桐江书院、临海巾峰精舍等地开馆授徒，阐讲理学。天台潘时举、仙居吴梅卿、临海林恪、黄岩赵师渊等一批名士，都出自朱门。朱熹与这些名士探讨、切磋理学的十几篇文章，被收入《朱子大全》。潘时举等人与朱熹的对话，被收入《朱子语录》。这些名士后来都成为台州理学的先驱，被载入府志或县志的人物传。
朱熹还与赵师渊合作编写了突出儒家纲常、汇集儒家学说精华的巨著《通鉴纲目》。
自朱熹在台州讲学之后，台州各县理学之风大兴。南宋一代台州文风蔚然，被称为“小邹鲁”，与朱熹在台州大地到处讲学倡导理学有很大关系。南宋期间被称为台州十大儒的车若水、黄超然等人，基本上都是朱熹的弟子或再传弟子。
史载朱熹“传道江南，而台特盛”，他对台州文教事业的发展，居功至伟。
赈灾免税福泽百姓
朱熹不仅在台州留下了以学者身份讲学的身影，也留下了一位体察民情的官员形象。
朱熹曾担任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常平茶盐公事一职，负责管理常平仓救济、农田水利等，同时也有纠劾各种违法行为及考核、奏劾、荐举州县地方官员等职责。在朱熹担任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之前，包括台州在内的浙江乃至整个江南地区连年遭受水旱灾害和虫灾，百姓生活艰难，史书多次出现台州“饥”“无麦”等记录。上任当天，朱熹轻车前往灾区了解灾情。他给其他州郡写信，宣布免除米商的商税，吸引外地米商来灾区售粮，以解灾民缺粮之急。他还经常到各地察访民情，从百姓口中了解情况。
朱熹根据在台州了解到的实际情况，连续给皇帝写了几份奏状，有问题，也有对策。皇帝批准了朱熹奏疏中的许多建议。在他的推动下，朝廷对当时属于贫困阶层的第五等人丁绢减半征收;在赈济灾荒之余，他积极梳理丁钱、役法等规定，建议革除其中不利于百姓生存、生产的条款;他还在台州推行民间互助与官府帮助相结合的社仓制度，设立黄岩社仓，保障青黄不接之时，百姓有能力借粮，度过荒年。
作为一名官员，朱熹完全不是一个不知变通的迂腐老夫子形象，而是一位踏实细致、一心为民的官员。
兴修水利造福一方
如果说赈灾免税是救台州百姓于急难之中的话，那么，兴修水利则是谋一方百姓福祉的长远之策。经过深入研究，朱熹认为要改变台州经常出现水旱灾害的情况，必须兴修水利，建造水闸。
台州在北宋时期曾建有四个水闸，到朱熹时已历经百年。因为年久失修，河道淤积，这些水闸已经不能正常发挥作用。他在《又奏兴修黄岩水利状》中提出在黄岩建造水闸，“(黄岩)近来出谷最多，一州四县皆所仰给……”“水利修，则黄岩无水旱之灾;黄岩熟，则台州无饥馑之苦”。他不仅提出了在黄岩建造水闸的重要作用，同时也确定了蛟龙、鲍浦、金清、长浦、仙浦和回浦(今温岭新河南鉴)等六座大型水闸的闸址。
朱熹是一位专家型官员，经他踏勘所确定的闸址，历史证明是合理有效的。
与此同时，朱熹也考虑到资金来源问题。他在奏状中直截了当地向皇帝提出“请拨内府钱一万贯”，作为这6个水闸的建造资金。所谓内府钱，也称宫钱，是给皇宫内使用、朝廷给佛教寺院供奉及对大臣赏赐等而特别铸造的钱币。朱熹争取到内府钱，相当于争取到了皇帝专用款，并且这笔款数额还不小。当时，台州人口将近20万的第五等人，减半征收后全年所交丁钱数额为14350贯422文，按此计算，朱熹争取到的一万贯钱，超过了台州第五等人所交丁钱的三分之二。这对台州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大好事。
朱熹在奏状中还提出了主持这项水利工程的人员建议。他在奏状中写道：“本县(指黄岩县)知县范直兴，不甚晓事，恐难倚仗。林鼐曾任明州定海县丞，敦笃晓练，为众所称;蔡镐曾任武学谕，沉审果决，可以集事。”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朱熹有知人之明。他直言知县“不甚晓事”，靠不住，另举荐了两名能够担此大任的下级官员。他视兴修水利为百年大计，对负责组织施工的人员，慎重选定。
朱熹担任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的时间并不长，黄岩水闸建造工程刚开始，就不再担任此职了。但他为黄岩6个水闸的建造做好了规划、争取到了资金、确定了主持人员，后来经过相关人员10多年的努力，6个水闸得以建成。作为台州主要产粮区的温黄平原，水利条件从此得到根本性改变。
因为朱熹在台州这块土地上做出了兴学传道、赈灾免税、兴修水利等业绩，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经朝廷批准，台州府建祠致祭朱熹。如今，祭祀朱熹之风早已往事如烟，但他对台州所作出的功绩，的确值得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