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茅冠隽
漫步在崇明区长兴镇长兴家园、鹭岛华庭等小区，可见公共绿地中有一些造型别致的木质微型“小房子”。“小房子”为灰色，如手提箱般大，里面配有垃圾袋、卫生纸等物品，附近还有一个盒子。
“这是‘狗狗便便屋’，方便居民遛狗时随时用卫生纸、垃圾袋清理犬只粪便，然后放进‘便便盒’中，保洁人员会定期清理。这样既给遛狗居民带来便利，也让小区更干净整洁。”长兴家园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韩颖萍说。
设“狗狗便便屋”，并非韩颖萍一人的主意，还有来自上海中远海运重工职工的集体智慧。韩颖萍告诉记者，小区内住户“二元结构”明显，除了本地居民，还有大量来自中远海运等央企的职工。以前，两拨人交流不多，一旦社区治理出现问题，更易加深隔阂。
“比如不文明养犬行为，小区绿地内若出现犬只粪便，本地居民易认为是租住在此的海工企业职工所为，而企业职工又容易在心里抱怨小区环境。经与社区‘第二书记’——上海中远海运重工团委书记、肖承华沟通后，我们一拍即合，决定安装‘狗狗便便屋’并分头在本地居民和央企职工中开展宣传，效果良好，不文明养犬行为大幅减少。”
目前，长兴家园社区一共有四个“第二书记”，除了来自中远海运的肖承华，还有江南造船的罗琪、沪东中华的洪绪斌和振华重工的梁永壮——长兴岛上的四个央企，都在长兴家园社区设立了“第二书记”。这一机制，是长兴镇和镇域内央企共同探索的社会治理新举措，旨在加深企业职工和本地居民之间的联系，让央企职工在长兴有更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崇明区长兴镇，人口结构非常特殊。全镇约有12万人，其中来自江南造船、中远海运、振华重工、沪东中华四个央企的职工占比近四分之三，全镇人员结构复杂、流动性大、需求多元化，社区治理难度不小。
以该镇最大动迁安置社区——长兴家园为例，社区总居住人数有5500多人，其中央企职工及家属就有3200多人，超过总人数的一半。“以往，不少本地居民觉得这些身穿制服、作息规律、早出晚归的央企职工‘神龙见首不见尾’，只知道他们是‘造船的’，但交流不多、了解不深，觉得这些职工是‘神秘人’；不少企业职工也反映，和社区有点格格不入，感觉无法融入。”韩颖萍说。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为社区“新鲜血液”的“第二书记”被正式派驻到长兴镇各社区。“第二书记”不占用村居“两委”班子成员职数，不领取村居干部报酬，没有任职时间限制与职位数限制，同一个村居可由不同央企的党员担任“第二书记”。长兴镇还建立述职评议制度，把“第二书记”纳入村居干部述职评议考核范畴，每年对“第二书记”履职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将及时反馈给派出单位，派出单位可将考核结果作为评奖评优、职务晋升等的参考。
现在，在长兴镇的社区治理中，央企职工的身影随处可见，神秘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
成为“第二书记”后，一直住在公司宿舍的肖承华下班后隔三岔五就往长兴家园跑，如今他已统计了租住在长兴家园的近200名中远海运重工职工名单。“有了这份名单，开展社区治理工作更加方便。”
不少社区治理难题，“第二书记”的管理比“第一书记”效率更高。江南造船公司的职工廖元春是长兴镇临江景苑社区的“第二书记”，不久前，他了解到小区某单元楼内5楼和6楼的住户因为噪音问题产生矛盾。他立即上门调解，结果发现6楼的住户是自己的同事。尽管两人不熟悉，但这层同事关系也让原本剑拔弩张的氛围缓解了不少，最终经耐心劝说，矛盾被成功化解。
韩颖萍告诉记者，“第二书记”往往是在企业中从事党群工作的人员，在文明城市建设、垃圾分类管理等方面有长处。“另外，企业内部对‘第二书记’和租住在社区的职工建立了通报批评等约束机制，这对我们的社区治理工作提供了便利。以前我们常说，本地居民和企业职工，在社区治理方面是‘自家孩子自家抱’，现在说得更多的则是‘我们能不能一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