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国光楼，还得先从全椒学宫的变迁说起。科举时代的文职官员，多数熟读经史子集，自然懂些与《易经》有关的堪舆之术，也就是看风水并趋福避灾的本领。明武宗正德七年，提学御史黄如金来全椒视察时，看到具有儒学圣殿意义的学宫地势不好，也饱受水患，便想到大明建国近130年，全椒只出了十几位进士、举人，一定是学宫选址出了问题，于是建议把学宫迁走。这样，官民共同出资出力，学宫由襄河南岸迁至北岸，在老全椒中学一带得到了重建。
新学宫呈南北走向，规制严整，大成殿、明伦堂等主体建筑气势不凡，按说不会再有问题。但只过了20年左右，县令佘翔、教谕张秉铎等官员便发现，学宫又出现了新的风水问题，那就是，站在南屏山笔峰尖向袁家湾一带望去，襄河西岸现在釜山新村一带的县衙，比东面袁家湾一带地势高出一些。若把县衙和学宫连在一起看，如同一只大船，作为“船头”的学宫临河，地势低，水土、文运易流失;而作为“船尾”的县衙，地势本来就高，却建有高大的城楼。这条头低尾翘的“船”已经不稳，那城楼却像一支大橹高高翘起，这“船”不翻才怪呢!而且，丰水季节，襄河上游的水奔涌向东，像一头咆哮的猛兽，没有东西来镇守东隅、遏制“猛兽”是不行的。因此，县令佘翔就请示上级官员，要在学宫东面加宽加厚河堤，再建一座楼，以消除学宫地势低的不利因素，但是上级官员没有同意。于是，不能在学宫东面建楼，成了这些笃信风水的县官们的一块心病。
直到明穆宗隆庆六年，即公元1572年冬季，县令严汝麟到任后，在学宫东面建楼的事情才出现转机。严汝麟一方面也像前两任县令一样为这件事忧心忡忡，一方面在积极采取有效的行动。他分别在抚军、督学等军政官员面前，详细陈述新学宫建设的艰难和存在的巨大隐患。这些官员是知道其中利害的，也有感于严县令的一番苦心，就松了口，准许我县在学宫东面建一座尊经阁。
说干就干。县令严汝麟带头捐出俸禄，训导、典史等官员和城中贤士也纷纷出资，学子们则帮着监督施工、计算工时。通过5个月的紧张施工，到来年的春夏之交，尊经阁就竣工了。
尊经阁台基采用砖石结构，叠合严密，十分坚固，且中间设有券门东西相通。台基上建有两层楼，外飞檐，内斗拱，整座建筑高14米，矗立在襄河边，显得雄伟而古雅。按照学宫建造体制，尊经阁也属于学宫建筑群的一部分，用来藏书或供文人、学子们交流学问。在学宫中求学的学子们，早晨和傍晚都爱到尊经阁读书、远眺。每值春夏闲暇，城内外的文人雅士们也爱到这里相聚，登高望远。从尊经阁顶楼望去，可见苍穹净阔，襄河如玉带蜿蜒，夕晖中，“涌金”、“积玉”二桥静若飞虹，河滨绿柳婆娑似美女起舞，远处青山横卧。看着看着，这些文人雅士的吟咏之兴便会油然而生。据说，吴敬梓当年经常登临此楼，与一帮诗文好友在此常有唱和，并把他对尊经阁的印象，通过《儒林外史》中的文字片段描绘出来。
尽管学宫迁址、兴建尊经阁后，全椒的举业屡创佳绩，可是县内的官员和文士，渐渐不再满足于尊经阁能保风水、藏书等作用。由于天上的奎星掌管着地上的文章、文运，尊经阁与学宫主体建筑毗连，所以清嘉庆年间重修时，为了让全椒文运更旺，又将尊经阁改名为奎光楼。清朝中期著名乡贤吴鼒曾写有《和奎光楼赏雪诗》，抒发他的登临情怀。
历史的尘埃渐渐落定，我们不难得出，奎光楼是风水学说和科举制度产物的结论。随着封建社会的一去不复返，奎光楼也失去了昔日的荣耀。民国元年，为了庆祝共和新政，摒除封建气息，奎光楼被顺应时风，改称国光楼。1981年，外观残破的国光楼得到第六次重修，并被确定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光楼重修过程中，出土了根据宋代儒学大师朱熹手迹集字的“仙苑”残碑(现立于老全椒中学大门西)。
为了发掘全椒文化深厚的底蕴，承续崇文重教的传统，2008年11月，全椒县委、县政府完成了对已有430多年历史的国光楼的全面修缮工程，并将它开辟为国学讲习场所，延请皖东著名学者项东升先生讲授古体诗词等国学内容，一时巢湖、滁州等地的国学爱好者也不畏路途遥远，一路风尘赶来听课。
在全椒南屏山麓，在襄水之畔，汉赋的姿采，唐诗的风范，宋词的情调，犹如一首首由古筝弹奏的乐曲，袅袅飘出，久久萦绕，让听者仿佛回到了诗乐风行的古代，也看到了饱经沧桑的国光楼，正在新时代文化回归的春风里焕发出新的光彩。
在全椒古老的襄河之滨，有一座巍峨的古式建筑特别引人注目，它就是闻名遐迩的国光楼。作为地道的全椒人，大多知道国光楼历史悠久，却可能并不知道，在古代为什么会在这里兴建这么一座建筑。那么，充满神秘色彩的国光楼，修建的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故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