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外地人眼中，望江县“无山”，意思是其山围小峰低，乏善可陈。其实，望江不乏可道之山，太阳山即颇具韵味。
李白、朱元璋与
太阳山的传说
太阳山北距望江县城22里，海拔154米，因东西横亘约8里，故原名横山。唐天宝年间，李白避安史之乱，即曾来横山。时值大雪，李白在平岗一室读书，后人遂将此室称为“太白读书堂”，并将横山改称为值雪山。李白《秋浦寄内》：“我今浔阳去，辞家千里余。结荷倦水宿，却寄大雷书……”据认为是到过望江的明证。后来文人多有诗作强调，如清人邓仪《太白台》：“昔年避世隐书台，遗址于今没草莱。古树半林斜日挂，春风几度野花开。神随鲸去何曾见，月照诗魂不再来。白石青山今古在，登临空惜谪仙才。”飘逸的李太白走了，空余下“值雪山”照常栉风沐雨，不料几百年后等来了两个著名的造反派朱元璋和陈友谅。此二人率部决战于太、宿、望之间的泊湖一带时，适逢春雨连绵，放晴不久，农民披戴雨具，手持农具，自动结集，助朱灭陈。陈因朱有“头戴尖顶帽，身穿倒毛衣，手拿钩铲枪，奋勇真无比”的“奇兵”相助而覆灭。而更奇的是，双方交战正酣时，值雪山上竟升起了太阳，天公也有意助明主。于是战后朱元璋将值雪山改名为太阳山。
然而，李白与望江及太阳山的关系，史未明载，《一统志》《江南通志》均注有“相传”字样。即使李白自己的《秋浦寄内》也是语意模糊，“却寄大雷书”似是以鲍照旧典喻飘泊之意。为避安史之乱，李白确曾到过长江中下游。有个叫闾丘氏的宿松县令，不仅邀到李白来宿松，且在城南南台山南台寺之北，为其筑了一座“太白读书台”，供其读书抚琴，为此李白还吟有《赠闾丘氏宿松》一首赠与。望江与宿松紧邻，彼处打锣此处听得真，因心动而嫁接，不是没有可能的。至于朱元璋与陈友谅的决战之地，史载分明是在鄱阳湖，何来大雷池之泊湖决战，又有“太阳山”之改名呢?如果说前者的形成是缘于对大文豪的仰慕，那么后者就有胜者为王败者寇的嫌疑了。当然，这些传说的真相永不可考了，不可考的东西永远是谜。
但与太阳山相关的比较确切的史实却是非常丰富的。
余诚格：背负污名的人
太阳山北麓有个桃岭乡(现属太慈镇)，桃岭乡出了个叫余诚格的人，故事虚虚实实，多以负面的形象呈现于乡人面前。这个清朝最后一任湖南巡抚委实背负着一大污名，乡人说他愚忠清室。当湖南的革命军打到巡抚衙门时，他挂起白旗，并拱手宣称说：“诸位要革命，兄弟是非常赞成的!”使得革命军以为余大帅跟湖北的黎元洪一样也要参加革命，因此很高兴，便放松了对他的警惕，而他则乘乱溜出巡抚衙门，仓皇逃出湖南，经由江西跑到上海当起了寓公。因余诚格是个有影响的人物，到上海后，很快被推举为安徽同乡会会长，但时日不是很长，便碰上著名的暗杀大王合肥人王亚樵。王亚樵要同乡会提供一大笔钱，遭到余诚格的坚拒。王一怒之下，带来一群人大闹并占领了同乡会，并将余诚格依然保留完好的长辫子剪掉。余诚格只能无限悲怆地离开同乡会，转寓安庆。后来在安庆天台里去世，运回故里时，是带着一根长辫子入土的。
其实，乡人对余诚格的印象多属误读误听误解而来。一个冬日，笔者邀几个朋友一道，从望江县城出发，翻过太阳山，踏勘了他的墓地遗址，探访了他的出生之地，并有幸拜读了《余氏宗谱》上他的履历，后来又在网上、网下查找大量有关他的历史资料，对他总算是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
余诚格(1856-1926)，安徽望江人，字寿平，号至斋。他曾参加县府院三试、乡试、会试，历试连捷，秀才、举人、进士，步步进阶。光绪十五年(1889)由进士而为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正式步入官场。在京为官5年中，任都察院山东道监察御史时勤言敢奏，在头三个月里竟上了70余奏章，如果按小时算的话，几乎是每30小时奏上一章。他刚直而无畏，参劾时弊，无所不至，几年内参人无数，将言官的职责和胆气发挥到极致，一时名震京畿，人称“余都老爷”。作为康有为光绪二十一年会试时的座师，余诚格对戊戌变法持赞成态度，特别是在康有为遭通缉时，别人避之惟恐不及，他却私往天津晤康，而康与老师见面数小时后，即从容乘英国太古公司“重庆”号轮船从海上逃离。正是因为此一节，余诚格遭贬外放，任地方官长达20余载，未能再回京城任职。他的职位好似钉子一样固定在广西省域，先后任思恩(因母丧未到任)、南宁、桂林知府，广西左江、太平思顺兵备道，广西按察使、布政使等。他办理政务雷厉风行，能取才察吏，颇受上下好评。后期任陕西巡抚，数月后，被清廷急调为湖南巡抚，以防堵革命浪潮，直到巡抚衙门被冲击时施以小计而逃脱。
余诚格书法诗文俱佳，《全清词钞》录有他的作品《金缕曲·徐积馀属题定陵访碑图》。《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人物条目中，载入的惟一望江县人就是余诚格。令人不解的是，像余诚格这样一个本应被乡人引以为荣的历史人物，怎么在邑人心目中的形象就变得那么不堪呢?更为悲哀的是，在他入土为安32年后的1950年代末，还罹受一大劫——惨遭乡人的掘坟戮尸!历史真是波诡云谲、扑朔迷离。
北麓出了个名声不堪的余诚格，南麓出了个陈树屏，却一直为邑人称道。
陈树屏：民碑传久远
一次笔者在安庆状元府门前的碑林中，闲看近代安庆籍名士碑刻墨迹，中有一碑曰“勤俭黄金本，诗书丹桂根”，落款为“望江介庵”，而望江入碑林者也仅此一件。介庵是陈树屏的号。陈树屏(1862—1923)，字建侯，晚号戒安，望江凉泉太阳山南麓陈氏冲人。
陈树屏与太阳山有不解之缘，短暂而漫长的少年时期，他常到山上捉鸟、采蘑菇、看日出、遐想。据说他做官后仍念念不忘太阳山，1906年因母丧回籍后，还曾仿效先贤心性，在太阳山顶筑室闭门读书一月有余。他28岁中举，29岁登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起，历任广西融县、湖北罗田、江夏知县、随州知州、武昌知府等职。在罗田任内，罗田人称之为“陈青天”，并编演《罗裙记》以颂其事迹(此剧现仍被皖鄂赣许多地方列为传统戏主要剧目)。到随州上任时，前任知州留下积案百余起，他不到3个月处理完毕，案无留牍。在江夏(今武昌县)任内之始，遇一棘手大案：县狱有一囚犯自称为皇帝，并常有“听朕回京发落”等语。时光绪帝正被囚禁在瀛台，民间有“六龙微行之说”。总督张之洞亲审此案也不敢决断，惹得民谣四起：“武昌黑了天，皇帝坐了监”。陈树屏的办法，简单而明快：先按宗人府条例杖责嫌犯八十，继据原口供中的破绽，巧斥其谬，结果真相大白：假皇帝乃山西平遥县人杨国麟，系一异想天开之辈。1903年陈树屏被派赴日本考察政教新制，回国后任蕲州知州兼学政，一年之内创办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初等学堂计60所，硕果累累，实为当时罕有。最为可贵的是，在湖广督署参事、文案任上，遇清廷在武汉大肆搜捕、杀害革命党人，他主张宽缓。后来，袁世凯多次委以官职，他都坚辞不就。陈树屏一生官职不到中丞，但官声颇佳，政绩甚丰，民碑极好，在明清两代几十位下至知县上至督抚的望江籍官吏中排名第一，实为太阳山孕育、滋养而成的巨子。
陈赓、张贤亮与
太阳山的缘分
由陈树屏，我自然又想到了另一个人，此人系陈树屏的外孙，即当代经典作家之一的张贤亮。张贤亮母亲陈勤宜(1908—1969)，生于陈树屏湖北武昌知府任上，青年时燕京大学肄业后赴美深造。她美丽贤惠，坚忍不拔的性格为张贤亮树起了一座永远向上的标杆。2007年4月张贤亮曾和刘心武、余秋雨一道来合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满怀深情地说：“母亲是安徽望江县人，母亲是影响我最深的人!”我读过张贤亮不少作品，记得当年读他的名著《绿化树》时，是何等地废寝忘食，而近年当得知他是陈树屏的外孙时，我又是何等地感到亲切啊!?
颇富意味的是，就在陈树屏离世23年后，一位同为陈姓的湖南湘乡人风风火火豪气干云地来到太阳山下，并恰恰住在陈树屏出生、成长的村子。此人即著名大将陈赓。《陈赓日记》载：“4月20日16时后，乘车到凉水(泉)铺东北之陈氏冲‘陈氏祠堂’宿营。一连串的工作，深夜始息。”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陈赓及四兵团司令部为何要选择在离华阳渡口30里的陈氏冲宿营，除了战事上的考虑外，可能还因为这个村子跟他的姓氏有关，且他很可能听身边的人介绍过陈树屏其人，于是便有了一种亲切感，说不定还因此想起了自己那位身为旧式乡村文人、已过世有年、曾深受毛泽东激赞的父亲陈绍纯先生，不然他为何不选取旁边的村子呢?其实陈赓与陈树屏何止姓相同，笔者粗考过，二人均系“江州义门陈”分庄外迁的后裔。但不管如何，陈赓的小住，使太阳山凭添了极浓重的一笔。
山由天地而生，因人而名，因传说而神秘。太阳山，小山，无自然之奇貌，无古迹珍宝之遗存，然颇具悠悠人文之佳构，岂能小视?
余诚格朝考试卷(扉页)。
该卷是余诚格在光绪乙丑年(1889)殿试取二甲第八十二名后参加皇帝主持的朝考试卷，共10页55行，文一篇，题为《戒俗吏矫饰论》，疏一道，题为《劳农劝民疏》，诗一首，题为《赋得柳边人歇待船归》。朝考是指参加殿试中式之后，如何安排进士的一种选拔考试。余诚格参加朝考后被钦定“一等第一名”、“钦定为翰林院庶吉士”。
陈树屏楹联：“勤俭黄金本，诗书丹桂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