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刘王立明出生在太湖县花园乡杨铭屋(今新仓镇鸣山村)。抗日战争时期，刘王立明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多番呼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坚决反对内战，并积极投入民主革命运动，被誉为“敢于向当局挑战的女参政员”。7月30日，记者来到太湖县党史办，了解刘王立明在抗战时期的事迹。
图为刘王立民(中间)一家
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尽国民义务与责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刘王立明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女性应尽国民的义务与责任，这是战争状态下，中国妇女运动的重要命题。”太湖县党史办工作人员向安庆晚报记者介绍，从那时起，刘王立明和丈夫刘湛恩一起在上海投身救亡运动。
这名工作人员说，1931年9月，日军占领满洲后，刘王立明担任上海妇女救国大同盟成立大会的主席，号召广大妇女抵制日货，支援中国军队。此外，中华妇女节制会也通过收容妇女来积极参与救国运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王立明又率领中华妇女节制会人员，参加了由何香凝领导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任该会农村妇女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这名工作人员说，上海沦陷后，租界成为“孤岛”，刘王立明参加了由许广平领导的上海女界难民救济会，为难民救济工作日夜奔忙。
中华妇女节制会根据各自的特点，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有的做形势报告，有的唱救亡歌曲，有的演进步戏剧，有的出进步刊物宣传抗日，有的开展献金运动，募捐援助新四军抗日。“同时，刘王立明还负责主持重庆梅园难民救济所工作。”这名工作人员说。
“1933年10月，刘王立明创办了《女声》杂志，每期都有短评，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刘王立明带头为杂志撰稿，许多知名人士，如何香凝、章乃器、柳亚子、沈志远、李平心、林汉达、罗琼、杜君慧等为杂志撰稿。”太湖县新仓镇一名姓汪的老教师告诉记者，该刊在《两周年纪念号》中写道：“我们当前的任务只有全民族总动员，在大众奋斗中，方能争取真正的自由解放。”
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标志着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刘王立明被推选为上海妇女抗日救亡委员会主席。她积极投身于妇女抗日救亡斗争中，组织妇女救亡团体，将妇女救亡运动视为最重要的事业，并倾入毕生的精力，堪称中国妇女运动史上抗日救亡斗争的领军人物。”太湖县党史办工作人员说。
这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937年7月22日，宋庆龄、何香凝在上海携手创建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宋庆龄任理事，何香凝任主席兼总务组长，刘王立明、陆礼华、沈兹九、古国凤等21人任常务理事。该会明确规定：“号召妇女团体抗敌，以战时救护慰劳救济工作为宗旨，发动妇女和男同胞们共赴国难，一致起来抗战。”
她们还制定了《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简章》，发表了《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宣言》，计划组织团结各阶级、阶层的妇女，共同为支援祖国抗战而奋斗。
1937年9月5日，为献金捐物，支援前线，上海妇慰分会首先在全国发起“献金和购买国债”活动。当天，中华妇女节制会总干事刘王立明献出自己的金镯、钻戒。在刘王立明等妇女组织领导人的带动下，上海各界妇女踊跃献金，购买公债。一个月内，救国公债的认购额就达到2.4亿元，有力推动了这次救国公债劝募活动。
丈夫遭暗杀
化悲痛为力量
1937年11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汉奸、暴徒横行无忌，暗杀、绑架事件层出不穷。刘王立明丈夫刘湛恩置一己安危于度外，日夜为抗日工作而奔忙。
1937年底，由陈鹤琴发起成立上海儿童保育会，旨在救济与教养因战事孤苦无靠的儿童。上海分会负责人是刘王立明，由刘湛恩和刘王立明夫妇出资创办的儿童保育会的工作，是为难童办学。在许多难童学校中，报童学校很具特色，是抗战教育中的一个亮点。
“刘湛恩、刘王立明夫妇以儿童保育会名义向赵朴初提议，将慈联会所属各收容所的卖报儿童集中起来进行教育。”太湖县党史办工作人员介绍，慈联会遂将所收容的报童，集中在上海河南路天津路口的川康实业银行大楼内的一个收容所中。“这里地点适中，交通方便，也比较安全。”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刘王立明到达重庆，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这名工作人员说，刘王立明曾以妇女节制会名义在重庆、成都、广元三地举办“妇女振济工业社”、宜宾“湛恩难童教养院”，在重庆李子坝开办“胜利托儿所”等慈善机构，收容在战争中颠沛流离的妇女、难民和儿童15000名，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这名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刘王立明本名为王立明。1938年4月6日，她的丈夫刘湛恩在上班途中，遭日伪特务暗杀。为纪念丈夫，王立明在自己姓名前冠以“刘”字，以示永久的哀悼与思念。
风尖浪口
显英雄本色
“在重庆，刘王立明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太湖县党史办工作人员说，刘王立明积极呼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坚决反对内战。她还积极投入民主革命运动，被誉为“敢于向当局挑战女参政员”。
这名工作人员说，在国民党第二届第二次参政会议上，刘王立明多次以国民议会参政员身份，揭露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行，驳斥国民党污蔑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言论，痛陈贫民百姓的苦难生活和国民党消极抗日。她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43年9月，‘陪都’重庆大会堂座无虚席。哨兵林立，戒备森严，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正在这里举行。”这名工作人员说，时值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委总参谋长何应钦在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中，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进行诬蔑和诽谤。
这时，刘王立明登台质问何应钦：“你在军事报告中，为何避而不谈八路军及其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却别有用心地制造摩擦，破坏团结，消极抗战!”看到眼前这名正气凛然的女参政员，何应钦一时无言可答。顿时，中外记者蜂拥而上，CC系特务分子见势，立刻群起哄闹，搅乱了大会。
由于在第三届参政会上支持董必武斥责国民党当局破坏团结抗日，刘王立明被撤消参政员资格。有人劝她“言语要谨慎些，免遭祸事”，她回答：“大不了坐牢、杀头就是了。”
解放战争时期，刘王立明与国际中国人权保障会合作，为救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民主人士和失踪人员的家属多方奔走。1948年，该会由上海迁至香港，在香港继续声援国内民主斗争。
解放后，中华妇女节制会迁到北京。1956年，刘王立明出席世界妇女节制会在西德布莱梅召开的第十七届代表大会。会上，她被推选为世界妇女节制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