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徐州驮篮山遗址入围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项目。驮篮山汉墓出土的乐舞俑，是我国汉代乐舞陶俑的巅峰之作，舞姿妩媚婀娜，再现了汉代歌舞宴乐的鲜活景象。让我们不妨从驮篮山汉的乐舞俑中，一窥汉代“长袖善舞”的艺术风格。
在徐州博物馆里，复原陈列着一组驮篮山楚王夫妇墓出土的陶乐舞俑，由7件舞俑和8件乐俑组成，其形象皆为女性。
“舞俑身体弯曲度和舞姿各不相同；乐俑皆席地而坐，或抚瑟、或吹奏、或敲磬，这组乐舞俑反映出汉代的审美情趣和炉火纯青的雕塑技艺。”徐州博物馆副研究员杜益华介绍。
7名舞俑面目娟秀，顶发中分，脑后垂髻。双袖舞俑两臂上举，长长的衣袖从空中向身后飘下，体态呈优美的“S”形，动感十足；单袖舞俑上体前倾，左臂自然垂于身体一侧，右臂高高上举，长长的衣袖如瀑布般垂落。杜益华分析此造型应为当时盛行的长袖折腰楚舞，它曾是战国时期楚国宫廷主导风尚的舞蹈，舞人以长袖腰细为美。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谚语中，可知当时统治者的个人喜好影响了人们的审美意识。《楚辞》中也有“美要(腰)眇兮宜修”“小腰秀颈”“长袂拂面”来形容舞者之美。
楚人擅长歌舞，在举行宴饮时，会纵情恣意、欢歌载舞。西汉时期徐州地区，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战国时楚地的风俗，从宫廷到民间，习惯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通过歌舞形式表达出来。
刘邦是楚地人，一生钟情不忘楚地歌舞。《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平定英布之乱后，刘邦路过家乡沛县，设宴招待父老乡亲，“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刘邦宠妃戚夫人，也常常表演楚舞，西汉刘歆《西京杂记》记载：“高帝戚夫人善鼓瑟击筑。帝常拥夫人，倚瑟而弦歌，毕，每泣下流涟。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侍婢数百皆习之，后宫齐首高唱，声入云霄。”
汉代常见的伴奏乐器有瑟、笙、横笛、排箫等，这些乐声有什么特点呢?《史记》中有关于瑟的记载：“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能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太帝指太古之帝，即传说中的伏羲氏﹑神农氏等。由此可知，瑟原来有五十弦，弹奏出来的音乐很悲伤。唐代李商隐著名的诗《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也是感叹美景不长，让人失落惆怅。
徐州博物馆文博馆员张辉介绍，汉代人的音乐基调“以悲为美”。与刘邦的《大风歌》《鸿鹄歌》以及戚夫人歌舞相伴的，多是“泣下”“流涕”，笼罩着伤感的气氛。因为自春秋战国至西汉之初，几多战争离乱，所以舞蹈、诗歌中都弥漫着人生苦短、未来难料的感叹，产生悲壮、悲伤的情绪。
先秦时期，统治者注重对“雅乐”的推崇，但到了汉代，民间的俗乐、俗舞繁荣起来。“我们从各地出土的陶俑、画像石上，可以看到长袖舞、短巾舞、建鼓舞、盘舞、傩舞、百戏等多种舞蹈，两汉时期还设立有‘乐府’‘黄门鼓吹’‘太乐’这样的乐舞管理机构，乐舞成为当时社会各个阶层喜爱的娱乐形式。”杜益华说。
在徐州汉画像石以及徐州汉舞俑中，最多见且典型的除长袖舞外，还有建鼓舞。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江苏地方文化史·徐州卷》的参编者之一薛以伟教授介绍，建鼓是击鼓与舞蹈的结合，因为鼓有两面，所以能够两人各站一边，彼此呼应，边擂边舞。相对于长袖舞的轻盈柔曼，建鼓舞刚柔相济，舞者边鼓边舞，蕴含张力，展现粗犷奔放的雄浑之风。
薛以伟认为，徐州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的酷烈与和平的宁静犬牙交错，使得徐州民间舞蹈既有龙虎斗、跑竹马，又有可沉浸于月踏花影意境之中的云牌舞、七巧灯舞，甚至还有文雅与粗犷并存的落子舞。这与汉代长袖舞、建鼓舞有着一脉相承的关联性，使得婉转曼妙之韵与粗犷豪迈之气兼而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