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化指的是原徽州属下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和婺源等6县所出现的既有独特性，又有典型性，并具有学术价值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总和。它伸展于中华大地，尤其伸展以江南和淮扬地区，以及芜湖、安庆、铜陵、武汉等城市为基地形成的所谓的“大徽州”，由大小“徽州”互动融合形成博大精深的文化。它是包含着具有宗教文化和儒商文化地域特色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徽州文化是地域文化，又是中华正统文化传承的典型。它集中的、典型的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被誉为“古建三绝”的明代祠堂、石坊、宅第等等，既传承了中华正统的文化，也隐含着徽商雄厚的经济背景，同时显示出集建筑、书画、雕刻于一体的高超的综合艺术。
徽商的成功有其深远的思想文化渊源。徽商以追求商业的成功与推进文化、培育人才并举，既提高了商人的素质和层次，又制造了一个官僚集团，从“贾而好儒”而进入“官商互济”。
大通和悦洲的迅速繁华，就是官办“盐泊”所促成的。大通和悦洲作为近代沿江流域重要商埠的形成，起始于清代咸丰以后。1853年以后，清政府变大通江防要塞为经济关卡。清同治四年(1865年)，在和悦洲建立盐务招商局。统辖和督办沿江数省的盐务。一时间，机构内清廷要员云集;江面上兵船游弋，监督护航。上下来去的大批盐船，盐商涉临大通和悦洲验照、纳税、待风起航。
早年皖南山区铁路不通，公路甚少，徽州山区和邻近各县经商运货，大都从大通港进出口。清同治初，兴建大通参将衙，还设置“纳厘助饷”的厘金局。后为江西、两湖、安徽中路盐税征收机构。
1930年以和悦洲为中心、市镇发展很快，人口增至七万人。享有“鱼盐城市”的盛名，与安庆、芜湖、蚌埠齐名，并称为省内四大商埠之一。
育是与文明同步发展的。宋元时期，由于北方大族迁入，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再加上程朱理学的传播，科举取士制度的完备以及本身优越的自然环境，徽州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受徽文化尊师重教的传统影响，民国政府在1946年将1938年在重庆创办的前国立第十六中学迁至大通和悦洲，改名“安徽省立铜陵中学”。1954年校舍被大水冲坏，校址迁至铜陵市区，为现市一中的前身。此前创办的小学还有在和悦洲建立的圣公会，并在1919年创办和悦小学;约于1920年创办大通女子小学;还有于民国初年创建的大通小学。
在徽文化熏陶下《铜陵算法》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在铜陵出现。主要用于土地丈量和商用算法。它以商民日用珠算法、土地丈量、算盘图式以及各种算诀著称于世。数学史专家认为它的计算精度胜过任何的计算方法。明朝就被收入《算法统宗》，该书作者不详。由清代数学家，铜陵人张文伟(字无彦)收集整理，后由其编为清光绪年木版线装《校正铜陵算法》广泛应用于农业和商业运算。
铜陵地区的民居建筑与徽派建筑的传统风格一脉相承。砖雕作为一种建材艺术有其自身特点。它和建筑艺术一样，集艺术性和实用性于一体，通过所雕刻的艺术形象充分表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与追求。
在铜陵县董店镇发现的几件避火砖雕，原先被砌在一座三间两厢房屋前方的风火墙上。房屋为清代早期建筑。水能克火，这些砖面上雕刻的龙、鱼、荷都是离不开水的，赋予人们所企盼的一种太平、安全感。散落在铜陵民间的明清古建筑有金榔乡庙村古建筑;凤凰山滴水涯大夫第古建筑，还有几年前在金口岭附近发现的清末民初的民房，所饰木雕等都是典型的徽派建筑。
铜陵的民间绘画深受新安画派的影响，讲究线性。近年“徽学”热兴起，徽派版画令人瞩目。徽派版画源于中唐成长于宋元，明清已初具规模。大致形成于明万历到清康熙乾隆年间。铜陵的版画师承于新安画派，有成就的版画家有丁辉明等名家，较著名的作品有《进城之后》等。
此外，铜陵地区的婚丧民俗，也与徽州的民俗大体一致。如年轻女子讲究女红、绣鞋、哭嫁、跨火盆，闹洞房、唱喜歌，在新娘的被子里塞枣子、花生，企盼早生贵子。人们的观念标准是相同的。
尤为重要的是，徽州人文化素质的提高和人文精神的升华，他们对机遇有高度的敏感性。在宋明时期分别出现的政治官僚体制和社会经济的转型时代，他们善于回应与时俱来的机遇，取得科举和商业两次历史性的成功。徽文化区域内的人们，种田、读书、经商并重，比较浙北地区的“永嘉学派”，虽然是家族式的经营方式，但是重视教育。他们崇尚程朱理学，戴震著有《水经注疏》，学术风气上严谨治学，讲究考据，但也塑造了人们固步自封、不敢越雷池半步的思维性格。近二十年来铜陵人民的两次思想解放大讨论，已经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又好又快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也印证了继承和发扬徽文化，是我们朝着远大目标迈进的思想文化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