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记载往往是以封建帝王活动为中心的，视中原为正统，周边为蛮夷，同时，又重文抑工，不重视科技文化的记载，受此观念影响及过去研究历史记载的局限，过去人们习惯于把目光集中在黄河流域，形成黄河流域为中华民族文化唯一之源的概念。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由于史料记载的缺乏以及地下考古的局限，中国青铜起源问题一直没能很好的解决，从考古资料看，商周青铜器数量那么多，这么多青铜器的铜是从哪里来的，很长时间国内外学者争论不休。解放后，经过考古界的努力，先后发现了郑州二里岗商代早、中期青铜文化，用事实说明了中国青铜文化有自己的发展序列，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自然发展的。并且从形制，到合金成份，到铸造技术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但是仍然没有解决铸造铜器的那么多铜料是从哪儿来的。一部份外国学者(包括国内一些学者)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的青铜文化是外来的，是从西方传来的，理由是中国境内没有找到铜原料产地。甚至有人认为殷墟青铜器在我国的突然出现，突然繁荣，不是中国的发明创造，是接受了外来影响，以至于有些西方学者武断地说，中国青铜术是由西方传入的。中外学术界虽有不同看法，但由于考古工作成果的限制，没有古采冶铜遗址的大量发现，因而拿不出确凿的资料。
美国一位考古学家卜蒲(Pope)曾当面向郭沫若提出：中国末发现采铜和冶炼、制造技术资料，他断言中国青铜器是从西亚、波斯引进的。其后，郭沫若在其《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说青铜冶铸技术从中国南方的江淮流域输入黄河流域，“是比较有更大的可能性，因为古来相传江南是金锡的名产地”。这在当时，郭沫若也只是凭借零星不全的史料记载而做的大胆推断。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先生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也认为：“安徽沿长江的山区必然有古铜矿存在。”(马承源：《中国青铜器》1988年版)而历史终于以事实证明了郭沫若的推断是正确的。
事实上铜官山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井巷施工中，曾发现过大量的古铜矿遗址和遗物，只是限于当时人们对文物的认识，并没有保护起来，也没有系统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长江流域科学考古工作有了重大发现，随着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被发掘，大量的采冶铜遗址和青铜墓窑陆续被发掘，其后又发现全国六大铜矿都是在古人开采的基础上扩大开采的。与此同时，铜陵铜官山铜矿历史也不断地被展现，尤其是金牛洞古采铜等一大批古采冶铜遗址被发现，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极高的考古学术价值引起专家的重视和研究的兴趣。铜陵与其他古铜遗址一起，用铜铸的历史证明了中国青铜文化是中国人独立建立的。解决了这一历史悬案，还中国青铜起源以真实的面貌。
随着青铜文化起源面纱的掀起，也改变了黄河文化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枝独秀的“正统”局面，逐渐形成了青铜文化起源于长江流域的理论。不少专家著书立说，均肯定的指出：我国采冶铜的历史源于包括安徽铜陵的在内的江西、湖北、四川一带，是中国青铜文化的发祥地。长江和黄河一带，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起源的摇篮。
铜陵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古采冶地，在中国青铜采冶史和青铜文化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具有突显的位置。
铜陵境内古铜矿遗址上历代遗存古炼渣初步估计现存总量约有200万吨左右，若按1：15的铜、渣之比推算，至少已生产了10万吨以上铜料，古铜矿的规模及地位可见一斑，它当之无愧是我国先秦时期南方重要的铜产地之一，它的发现对解决中国青铜原料来源之谜具有重要意义。
铜陵自商周开始采冶铜，历时唐宋元明清，三千年不曾有大的中断，时间跨度如此之长，是各地古铜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
铜陵古采冶铜遗址不仅具有点多、面广、历史悠久的特点，而且其生产力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具有沿袭性、广泛性、多样性和配套性等特点，铜矿开采冶炼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显然是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若将各处遗址简单的排列一下，本身就是一部地方冶金发展史。因此就它的学术价值而言，它是中国古代铜业生产技术水平发展的一个缩影，在中国冶金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我国著名矿冶考古专家华觉明先生这样评价铜陵：
“铜陵地区的古矿规模更大，年代跨度又长，从商周到唐宋一直是采铜冶铜的中心。铜陵在古代全国所处的地位，我想大概就象今天的宝钢、鞍钢一样，举足轻重。如果说湖北的铜绿山是古荆州的铜都，那么铜陵毫无疑问是古扬州的铜都，并且规模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