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能否在国际大赛中获奖、能否跻身国际舞台相比，我认为更有价值的是把在外面学到的知识、技巧以及科学理念“洋为中用”，更好地服务大众，做好基础音乐教育
我做指挥家的几十年，也是从事音乐普及和音乐教育工作的几十年。我主张交响乐、歌剧音乐同样应该为老百姓享有，“阳春白雪，和者日众”。
1978年我担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复排意大利歌剧《茶花女》。正式演出时，剧场里熙熙攘攘，弱音凄美的序曲竟无法开始，有观众趴在乐池边上问：“你们这是什么戏啊，怎么只唱不说啊?”观众席里还有人大声聊天、嗑瓜子，这让我心里很难过。于是，我决定每次开演前20分钟，带着写有音乐主题的纸板和小录音机在走廊进行“歌剧音乐欣赏”讲座。在讲座上，我告诉大家，歌剧是以音乐为主要表现手段的综合性艺术形式，观看时要注意音乐形象和音乐表现。讲座受到听众热烈欢迎，有人在节目单上做笔记，还有人第一天没听全讲座，为此又去买了第二天的票再听讲座，等等。大家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感动着我，于是只要是我指挥，我就带着总谱、砖头录音机、演出服，挤公共汽车提前到剧院，讲完后直接下乐池进行指挥。其实，普及讲座并不容易，要避开生涩的音乐术语，做到深入浅出，每次准备都要经过一番斟酌。音乐没有具体形象，重在介绍作品的时代背景、作者意图以及基本知识，引导人们发挥想象力，这时候音乐家切忌炫耀学问。
几十年来我可能已经做了数千场音乐讲座和边演边讲的音乐会，有人称它为“郑小瑛模式”。现在我已淡出舞台，但还有很多人记得我，我觉得这不是因为我的指挥艺术有多高超，而是因为我很在乎观众。有一次我带乐团在杭州演出，一对老夫妻坚持要到后台见我，说忘不了几十年前我在歌剧《卡门》演出前站在肥皂箱上给大家讲解的场景，为这次见面，他们特意带来一张小孙子学琴的照片给我留作纪念。还有一个孩子来信说：“那天在校园里偶然看到你们的演出，改变了我人生的追求。”这样的反馈带给我的幸福感真是无以言表。
上世纪80年代，我和几位女音乐家创建我国第一个志愿者室内乐团“爱乐女”，把许多中外经典音乐送到各地大学，五年里演出300多场。2005年，殷承宗邀请我到美国卡耐基音乐厅合作《黄河》，硅谷的华人合唱团知道后，坚持请我到旧金山做一场讲座，原来他们很多人都曾是“爱乐女”室内乐团的听众。2009年我带厦门爱乐乐团在旧金山演出刘湲作曲的《土楼回响》，当需要与当地合唱团互动时，他们竟组织了240人的中西合唱团共唱客家之歌——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几十年来，正是广大观众的反馈和需要激励我“急社会之所需，尽自己之所能”，我也在分享中收获人生价值。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曾在多个群众合唱团教唱抗战歌曲，在抗日剧社开演前和闭幕后热情洋溢地教观众学歌;我国交响乐团奠基人指挥家李德伦也做了许多音乐普及工作，他常常用风趣的语言带动起人们对音乐的兴趣。这些前辈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如今的音乐会常常有专人来做“导赏”，但如果指挥家自己解说，一定会增添亲切感和信任感，因此，我总是动员学生们到观众中去。
在国内我推动经典交响乐和歌剧普及，在交响乐未被开垦的地方建立乐团;在国外我坚持在柏林爱乐大厅、马林斯基剧院音乐厅、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大厅等国际一流音乐厅，向西方主流社会展示中国交响乐作品“洋为中用”的优秀成果。比如表现客家人精神的交响诗篇《土楼回响》已在12个国家演出了71场，很受欢迎。
近年来我的工作主要是努力推动“洋曲中唱”。现在国内流行用原文演唱舶来的歌剧。唱原文固然有其价值，但是对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洋曲中唱”更为所需。美国大都会歌剧院唱各国“原文”，旁边的纽约城市歌剧院就只用英文演唱各国歌剧;英国皇家歌剧院演唱原文，旁边的英国国家歌剧院也只用英语演唱——我们呢?我国各地声乐教学多以照搬洋文为荣，许多演出以唱原文为“上品”，为此不惜砸下重金，罔顾有些演员并没有透彻掌握原文，台下观众更不知台上所唱。上世纪80年代，我和中央歌剧院合作的用中文演唱的《茶花女》在天津40天里上演39场，每场观众2000余人，场场爆满。我相信只要艺术家用心，就会出现更多“洋为中用”的精品，带动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喜欢上歌剧。我坚定地认为，与能否在国际声乐大赛中获奖、能否跻身国际歌剧舞台相比，更有价值的是把在外面学到的知识、技巧以及科学理念，“洋为中用”地服务好中国百姓、做好基础音乐教育。
我今年已经89岁，还想为身边的中小学音乐老师做一点指挥法基础的培训，希望有更多年轻人接棒音乐普及工作，通过几代人共同努力，为国民音乐教育再做一点实事。
(本报记者徐馨采访整理)
郑小瑛，1929年出生于上海，闽西客家人。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教育家。上世纪60年代留学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学院，曾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为世界合唱比赛荣誉艺术主席团永久成员，获法国文学艺术荣誉勋章和两枚俄中友谊荣誉勋章、中国歌剧事业特别贡献奖、文华指挥奖、“金钟奖”终身成就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