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以前，一位朋友对我说，要是我的中东之行推迟一个星期就好了。因为就在我从土耳其回国后短短数日，土耳其里拉汇率就遭遇了雪崩。我半开玩笑地说，是呀，晚回一周，我能把伊斯坦布尔大巴扎买下半个回北京。
这当然是纯粹胡扯，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只是从我在土耳其旅行时候的4.8贬到了6.5，贬值速度虽然惊人，但还比不上十多年前我刚到土耳其工作一下飞机就体味到的震惊。
那时来接机的同事问我身上有一百美元没有?我说有，他笑着说，恭喜，你在土耳其已经是亿万富翁了，欢迎来到1500000块钱买一块面包的国家。2002年埃尔多安的“灯泡党”(正义与发展党的竞选标志是一枚白炽灯泡)刚赢得大选的时候，土耳其里拉和美元的汇率是1530000兑1。安卡拉面包店的老板懒得写一大堆零，直接拿笔在1.5后面划一条斜线就代表那串除了用来开玩笑别无用处的零。
不过“遗憾”的是，这种亿万富翁的感觉，本人并没有享受多久。正发党政府很快就用简单粗暴的办法解决了这一堆零——埃尔多安推行币值改革，发行新土耳其里拉，取代原来的货币，1新里拉兑换1000000旧里拉，土耳其里拉和美元的汇率变成了1.53兑1。
回想起来，这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这十多年间，我在中东各国旅行，出于习惯，总是在伊斯坦布尔转机，每每拿出大半天时间重温一下这座奥斯曼帝都的宏伟和细腻。虽然谈不上观察入微，至少对这座城市没有什么陌生感。至于自己曾经生活了几年的安卡拉和土耳其中部地区，记忆反而变得有些模糊，只有另外一则逸闻，却始终记忆犹新。
很多年前，一个中国政府代表团到土耳其访问，抵达安卡拉埃森博阿机场时已经是深夜，土耳其的礼宾车队护送入城的时候，经过安卡拉城郊山丘地区，代表团团长望着车窗外沿山绵延的点点灯火，感叹了一句，土耳其人民生活水平真不错，这么多小别墅。访问结束后，代表团返回机场路过同一片山丘，才发现所谓的别墅区，其实就是安卡拉著名的棚户区。那引发人无数遐思的点点灯火不过是贫民窟仅有的希望之光罢了。
20世纪60-70年代，土耳其一度经济发展提速，大批来自中部的农民涌入安卡拉务工，拖家带口的他们就在安卡拉城郊山坡上搭起棚子，作为安身立命之所。安卡拉的棚户区由此产生。后来土耳其政府却也爽快，直接来了个居者有其地的政策，谁建起了房子，山上那片地就归谁。农民进城的社会矛盾倒是缓解了，但这种粗疏的解决办法也使得棚户区缺乏规划、基础设施配套不足、消防隐患严重等问题留存了下来。
此后数十年，土耳其中央政府和安卡拉地方当局都对此听之任之，他们倒不是漠不关心，竞选时各政党改造安卡拉棚户区的口号都漂亮着呢。但是受到财力限制，胜选之后，执政党们也只好看着这片原本就是野蛮生长出来的棚户区继续和承载着安卡拉历史的老城区乌鲁斯以及规划严谨的核心区昌卡亚混搭在一起，让出入土耳其首都的外国人体会下这座城市令人尴尬的社会现实。
安卡拉的落日
埃尔多安和正发党长期执政之后，特别是2012年以来，土耳其经济再次焕发出了令人炫目的光彩。土耳其人不是从数字上感受到埃尔多安的经济成就的，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短短数年之内，包括安卡拉在内，正发党的票仓区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安卡拉的棚户区已经基本消失，代之以一个个规划良好、建筑精美的住宅综合小区。现在驱车从埃森博阿机场进入市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绿树掩映下的一栋栋崭新的建筑，向人们证明着正发党在土耳其这样一个政治稳定性向来被人诟病的国家能历史性地连续执政十多年，绝非偶然。当然，这些建筑当中，也随处可见体现正发党意识形态的清真寺。
土耳其中部地区民众的生活水平在正发党执政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很容易被外部的观察者所忽略，他们更加关注的往往是统计年报上的蕴含着不祥之兆的数字——比如负债率、通胀指数。而大部分外国旅行者的实际体会又往往会强化来自外部的对土耳其前景感到悲观的声音。原因很简单，外国旅行者到土耳其的主要目的地无非是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和安塔利亚。
这三个地方很长时间以来作为土耳其亲西方力量的大本营往往被贴上了反埃尔多安的标签，特别是共和人民党长期把持的伊兹密尔。埃尔多安是当今世界政坛上一位个性鲜明的政治家，他的诸多政治个性中绝不包括善于团结对手、宽厚待人这一点。因此，伊兹密尔、伊斯坦布尔等地得到的国家支持远远比不上忠于埃尔多安的阿达纳、科尼亚等中部农业区以及埃尔多安的门面首都安卡拉。外国人到了伊兹密尔等地方，看到这些城市近乎停步不前的建设水平，再联系到土耳其危机四伏的财政状况，自然很难做出对埃尔多安有利的评价。
伊兹密尔作为土耳其最希腊化的城市，基础设施水平的低下很大程度上给这颗璀璨的地中海明珠蒙上了阴影。和土耳其大多数城市不同，伊兹密尔的大街小巷上现在悬挂的仍然是土耳其国父、伊兹密尔解放者穆斯塔法•凯末尔的画像，CHP(共和人民党的土耳其语缩写)和六条箭头的政党标示随处可见，浓厚的世俗主义气氛在竭力掩盖着这座城市因过去十多年来被有意冷落而悄然生长出的破败之色。
伊兹密尔的大街小巷上仍悬挂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的画像
埃尔多安身为国家元首，没有做到雨露均沾，的确有些不地道，但在土耳其政治现实中，这一点却不是问题。反正正发党的灯泡也不需要伊兹密尔人点亮，他们当然很重视伊斯坦布尔，那毕竟是土耳其唯一的世界级城市，但显然就连伊斯坦布尔的发展速度也远远无法和安卡拉相提并论。能为此责怪埃尔多安什么呢?他也只是一个靠选举上位的政治家而已，并不是真正富有四海的奥斯曼苏丹，讨好能让自己继续留在宝座上的选民，无视那些不管怎样都不会给自己投票的人，任何理性的竞争性政党制度下的政治家，都会如此吧?毕竟能拿来收买选民的资源是有限的。
这样说并不是在替埃尔多安辩护，正发党过于野心勃勃的投资计划严重恶化了土耳其的财政状况，让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变得非常脆弱。而土耳其作为亚洲大陆西端的主要工业制成品输出国，对国际市场存在着严重依赖，一旦出现风吹草动，表面光的土耳其经济立刻显露出豪华大衣下的“小”来。这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埃尔多安在国内民众特别是中部农业地区的相对高支持率，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实际上，即使土耳其货币进入2018年以来一路下滑，埃尔多安在大多数土耳其老百姓心中的地位，也依然是不可撼动的。当然，这种牢固的地位，到底是来自老百姓对正发党执政十多年来富民政策的感念还是源于政治高压下养成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那就见仁见智了。
说了这么多，其实要强调的也只有三点。第一，所有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所有的失败也都不是。埃尔多安的经济政策在过去十多年的确取得了令土耳其多数民众满意的成果，也为其长期执政奠定了民意基础。
固然可以争辩说，没有埃尔多安此前十多年的经济冒进以及最近几年的外交冒险，土耳其不会出现严重的货币贬值危机。但同样也争辩说，没有埃尔多安此前的经济冒进，也没有土耳其大多数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归根结底，土耳其今天的困难恰恰是由它过去的成功所导致的。
至于说以今天的困难为代价换取过去十多年的好日子，是否划算?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由土耳其人作出，而建国九十年经历了数次恶性通货膨胀的土耳其老百姓，至少就现在而言，还是一副淡定的吃瓜群众的模样。进口商当然已经火上房一般，但指望他们发起社会运动，逼埃尔多安改弦更张，实在是想多了。
第二，土耳其现在一地鸡毛，难免会让人感慨这个国家已经和委内瑞拉一样陷入了失败境地。但问题是，土耳其真的已经失败了或者正在失败?至少在二战结束以来，国家陷入经济失败的原因只有两个，一个是自我折腾，比如玩休克疗法的苏联和经济上搞民粹的南非;另一个则是过度依赖能源和原材料出口，把生存权完全交给自己掌控不了的国际市场，比如委内瑞拉。土耳其两条都不占。
土耳其的经济支柱是这个国家在中东地区鲜有对手的海外工程承包行业和相对齐备的制造业，实体经济是土耳其经济的强版，短板则是这个国家的金融业。这种结构不要说远远超过委内瑞拉，和主要玩金融的希腊比起来，也要健康得多。只要实体经济在自己所处的地区内依然具有竞争力——这一点没有疑问，因为在中东，多数阿拉伯国家也就是土耳其实体经济的主要市场，相关行业是有没有的问题，而不是有没有竞争力的问题——金融波动带来的困难总是暂时的。只有那些把自己的实体玩残了国家，才会陷入真正的经济失败。这个道理，埃尔多安显然是明白的。
第三，关于认为埃尔多安外交政策多变才是导致土耳其陷入今天国际困局的观点，其实也是很值得商榷的。中东地区在霸权稳定时代结束后，本来就进入了一个波云诡谲的时代，除了没有选择余地的叙利亚，又有谁的政策是稳定的?大家都在玩机会主义的游戏，埃尔多安不过也只是其中之一，要说给自己加戏的本事，恐怕还未必比得过沙特王室和以色列总理。
更何况，就以这一轮的土美争端而论，抛开孰是孰非不谈，人们到底应该担心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不稳定，还是美国外交手段的无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