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新时期乡村青年人生成长的主题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持续闪现，每每获得颇大社会影响，作家杜阳林长篇作品《惊蛰》正是书写这一主题的最新版本，主人公更为极端的成长压力、更为坚强的意志和更为持久的韧性，被认为赋予了作品更为强烈的励志功能。
长篇小说《惊蛰》研讨会日前在北京现代文学馆举行，包括著名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著名作家、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等在内的众多顶尖文学家、评论家聚集一堂，就时代与个人、乡村文明的现代化、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等多个重要主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惊蛰》的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四川北部阆南县观龙村，少年凌云青聪慧早熟，坚强好学，但苦难却如影随形：寒冷和饥饿的折磨，乡邻旁亲的刁难与欺辱……十年岁月，几番生死劫难与惊蛰之醒，凌云青完成了野蛮的生长。时代的列车载着这个倔强少年和他沉重的过去，无可阻挡地奔向未来。
评论家认为，主人公凌云青的成长经历，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中国历史巨变的缩影。
李敬泽当天表示，这部小说实际上写出了那一代人的故事，并且带有非常独特、强烈的地方性的经验。小说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是非常有价值的。
阿来在发言中说，“这个书我把它叫做半自传性质的小说，因为杜阳林差不多就是书里那个人。”
对此，杜阳林回应称，自己在写作过程当中，对过往和现实农村中的生活，进行了无数次的回望与追溯。“对于乡村如何发展到底该怎么走，我也进行了一些思考。正因为这样，才完成了这部作品。这部作品通过乡村的生活和时代的风云，体现了人性光辉。”
当天多位批评家都在发言中提到，杜阳林这种半自传式的手法，写出了很多人的共同记忆。担任主持人的陈东捷表示，《惊蛰》这种以真实经历为基础创造的长篇小说，将个人命运和时代紧密结合，有特别的价值。
《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认为，作者选定的历史背景，是一个让人五味杂陈的时代。书读完之后，给人惊心动魄、酸甜苦辣方方面面的感受。既有感官的冲击，也有思想的冲击。主人公凌云青身上凝聚和概括了许多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那种坚韧不拔的品质，对文化的向往，以及对自己命运的争取。
评论家们在当天的发言中，还从创作手法、艺术特色等多个角度针对乡村文学展开了讨论。评论家孟繁华认为，这部小说的写法“很有意思”，三个部分都是坐在绿皮车上回忆过去。“他坐在这个车上，似乎成为了一个隐喻。惊蛰是隐喻，绿皮车也是隐喻。”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陈福民认为，从小说艺术的角度来看，《惊蛰》作者坚持按自己的经验处理写实的事件，有着当下文学非常稀缺的品质。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学昕提到，作者在书中有很多细部的修辞和隐喻，从中可以看到写实主义更大的空间和可能性。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指出，杜阳林这部小说的结构，是建立在个人成长的记忆上，提供了一个写作者如何去处理个人历史记忆的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杨庆祥认为，杜阳林的语言是有弹性和适宜的。从这种语言的把握，能看出作者的文学素养和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当日坦言，《惊蛰》没有运用太多的技巧，从生活中来，讲述了一些朴素直给的道理，给了自己朴素的感动。
《当代文坛》主编杨青联系乡土文学的谱系评论说，《惊蛰》具有浓郁的地方性，书写了一部川北的乡村史诗。这部作品延续的是巴蜀文学的传统，在四川乃至乡土文学的版图上描绘出了一个新的篇章。
据悉，《惊蛰》最初刊登于《十月》，图书由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今年7月推出。此次出版成书增补了部分内容，进行了全新的修订。(记者 高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