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已经打响。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国家卫健委今天上午更新了最新数据：截至1月27日24时，全国30个省(区、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515例，现有重症病例976例，累计死亡病例106例，累计治愈出院60例。但关于病毒的源头始终未有定论。
根据多个媒体公开报道显示，病毒爆发的源头是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自1月1日封市后的第25天，科研人员首次从这里的585份环境样本中，检测到33份样品含有新型冠状病毒核酸，这意味着，在科学上，可以确认此次疫情与华南海鲜市场的野味存在关联。
武汉华南海鲜市场
虽然，早在1月24日，一个中国联合团队在《柳叶刀》上发表论文指出，前期41个病例中有13例与海鲜市场无关，美国《科学》杂志也刊文称，海鲜市场可能并非病毒的唯一源头。但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华南海鲜市场仍然是追溯病毒源头的一个重要地标。
美国《科学》杂志报道
重返华南海鲜市场，背后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细节：一家海鲜水产市场为什么能卖野生动物?又为何能占据汉口火车站旁的黄金区位，屡被查封，屡拆不掉?被查封后幕后老板从未露面，人称“大哥”的余祝生到底什么来头?武汉当地是否有保护伞?
“无证”的拷问：野味市场的潜规则
在被查封前，华南海鲜市场是华中地区最大的海鲜水产批发市场，位于二环旁边，距离汉口站直线距离不到一千米，开车三分钟。按照2019年春运数据，汉口站日均集散量超过14万人次，单日最高达16.42万人次。
而就是在这个处在黄金地段的海鲜市场，管理上的混乱，恐早为疫情的蔓延埋下了祸根。
“要想吃‘尖板眼’的东西，市内只有华南海鲜市场买得到。”一位餐饮行业的业内人士用地道武汉话直观描述了华南海鲜市场在当地的定位。“尖板眼”在武汉话中指稀奇古怪、与众不同的东西，在“好吃佬”口中特指各种“野味”。
根据相关报道，华南海鲜市场不只卖海鲜，它是个综合性市场，至少有8家商户在经营各种野生的飞禽走兽。在一张大众畜牧野味价目表上，最贵的是小活鹿，售价6000元，最便宜的是蜈蚣，5元一条。此外，活鸵鸟4000元一只，活孔雀和活狐狸均为500元一只。
曾是华南海鲜市场的常客、武汉餐饮行业老板王先生向媒体透露，一些价格比较高的野味并不是放在摊位上卖，而是有固定供货渠道，货到了会通知买家过来拿。“华南海鲜很大，还分东区和西区，有几家卖野味的位置偏僻，藏在角落里，要不是有熟人带着去，很难找到。”
王先生回忆，过去很多餐馆都在海鲜市场备货，春节期间也是居民们买年货的高峰，大冬天都能挤出一身汗。这里所贩卖的动物种类繁多，有可传播鼠疫的啮齿动物旱獭，俗名“土拨鼠”，还有果子狸、豪猪、黄麂、豹猫，甚至还有商家捕捉宠物狗当肉狗卖。
华南海鲜市场某野味商家出售“土拨鼠”
然而，“生意兴隆”的华南海鲜，在周边居民眼中是“脏乱差”的罪魁祸首。在附近上班的唐女士说，每次走过去下水道都是一股味道。而在封市之前有记者曾探访华南海鲜市场，视频里一家卖野味的商铺里遍地的血水，动物尸体堆积在几十个笼子里，卫生状况实在堪忧。
华南海鲜市场某野味商铺
事实上，华南市场因为其售卖活禽、野味等行为也曾一度被当局要求整改，但最终未能实施相关行动。而自SARS发生17年来，对野生动物的经营利用，国家法律法规有严格的管制规定，即便是非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不仅要林业部门的合法经营许可，还得受到市场监管和检疫部门的报批。
然而华南海鲜市场的这些商家，是否有经营野生动物的许可证，现在依旧是个谜。至于是否有商户偷偷贩卖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动物来源是否合法，有没有检疫证明，这些问题同样留下重大疑问。
1月22日，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其未向华南海鲜市场颁发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1月26日，其值班人员又改口称，印象中野生动物经营许可，已经下放到区，但是否有对华南海鲜市场商户进行审批，还需进一步了解。
西北某地市林业主管部门退休官员则透露一个普遍存在的潜规则，“在经营许可证下发同时，主管部门会开出一张处罚或作废许可证的通知，但不填写时间。为的就是一旦出事，(经营业主)你自己填上时间，这个时间要早于出事时间，这样主管部门就免除责任了。”
更匪夷所思的是，在疫情影响扩大，一些省份启动一级响应之后，作为源头的华南海鲜市场，竟然出现组织商户集体现场退租的“神操作”。正是对疫情的麻木，管理层面对野味交易的掉以轻心，才让华南海鲜市场成为了新型冠状病毒产生和传播的温床。
至于负有守土职责的有关部门、人员，是否存在失职渎职甚至包庇纵容，让带有病毒的野味流向餐桌，这些问题也需要有个明确的交代。
被举报“黑势力”：“大哥”余祝生什么来头?
据华南海鲜市场周边居民的说法，“华南海鲜和华南果批这两个市场在这里十几年了，一直传闻要拆，但始终不见动静，现在汉口站是武汉的门面，对面就是武汉市公安局的大楼，周边都拆的差不多，但一直没拆下来。”其中原因令人费解。
而在此次疫情发酵后，华南海鲜市场幕后老板的身份，也引发了广泛猜测。天眼查显示，华南海鲜市场，实际隶属于武汉华南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南集团”)，其法定代表人为余甜，股东余其泽，系余甜的弟弟。余甜据传与官员之子结婚，其父亲余祝生被当地社会人士尊称为“大哥”。
据公开资料显示，余祝生1962年生人，出生在武汉一个城中村，是家中第八个孩子，上面有4个哥哥、3个姐姐，文化程度很低，小学未毕业，早年在建筑行业打拼，其中，1994年注册成立的武汉市华南桩基有限公司，系余氏家族最早企业。2019年10月26日，刚刚与前妻赵红办理离婚证，双方未有共同子女，其与赵红结婚前，与前妻育有余甜、余其泽姐弟俩。
一位知情人向媒体谈及余祝生时称：“确实是大哥，喜欢赌博，钱多、地多、房多、大气、大方。他有外国国籍，全家都不在国内，具体在哪个国家，目前不确定。”至于此前媒体报道的信息：余和当地部分官员“走得很近”，“余甜和官员之子结婚”的传闻，知情人士表示“不清楚”“暂不能确定。”
1月27日，一篇题为《举报武汉肺炎源头：华南市场老板为何藏得这么深》的举报信，发布在名为“天下说法”的公众号。《新民周刊》记者查询发现，该公众号的注册主体是中国政法大学疑难证据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丹红，文中吴律师写道，今年1月初，他接到一份来自武汉的举报信，矛头直指这个余祝生。
该举报信称，余祝生长期以武汉华南置业和武汉华微物业为依托，纠集、组织有前科劣迹人员、社会闲散人员以及其亲属、司机，形成称霸一方的黑恶势力集团。具体违法行为包括私刻印章，侵吞公司租金收入;多次实施暴力胁迫手段和非法拘禁，实现强迫交易;抢夺清华工贸公司印章，并冒用公司名义侵吞补偿款等，并称举报人对言论的真实性负责，且有证据支持。
结合以往公开的资料及事件，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些端倪。比如，至今在天涯论坛上，仍然能看到声讨余祝生对唐家墩城中村区域的“强拆行为”，在2011年的帖子中，发帖人提到唐家墩房价1万元左右，但华南(置业)给出拆迁补偿只有1800元。
早在2011年，天涯论坛上就有状告华南置业“强拆”的帖子
一位比较了解该区域的业内人士更向媒体直言：“要想把一个市场做起来，老板不可能没点手段。”他解释：“原来市场旁边是城中村，市场里面经常有商户扯皮打架，老板可不仅是收租子，还有维持秩序，没有点手段和势力不行。”
事实上，余祝生学历不高，根本不会管理市场，全靠前妻赵红往来处理关系。据公开信息显示，赵红，1965年生于湖北武汉，1998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武汉大学官网一篇文章称，赵红还在2006年进入该校，攻读新闻与传播学院艺术摄影专业。目前，赵红在湖北、武汉摄影界颇具声名。
网传赵红早年照片。图片来自网络
作为余祝生背后的女人，赵红是赵余家族中唯一高调的一位，其他人信息则鲜见于互联网。此前，媒体曾援引余祝生一位亲属的话称，余祝生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位“大哥”，但赵红曾斥其“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早年赵红曾学过企业管理，也因此，在1994年两人结婚后，从1999年到2006年之间，赵红曾管理过华南海鲜市场。余祝生这位亲属说，赵红在管理期间，还是很不错的。“非典、禽流感时期，每天消毒，一起(传染)都没有发生，这个你可以找工商部门核实。这次事情出来，也有很多人问赵红，实际她早就不管企业了，而和余祝生也没有联系了。”
余氏的野心：家族实控50多家企业
当然，余氏家族的野心远不止于此。
据天眼查资料，余祝生及其家人，实际控制企业多达50多家，除了大量企业在武汉注册外，在北京、上海、天津、西安也有注册企业。这些企业涉及房地产、建筑、物业、典当、传媒等多个领域。但赵红、余祝生，在近年多次工商变更后，渐渐从企业董监高信息中淡出，余甜则开始显名。
2015年4月1日，余祝生退出华南海鲜市场股东开始，创业一代向“二代”的权力交接已经完成，变更为余祝生之子余其泽持有51.5%的股份，余祝生之女余甜持有48.5%股权不变;到了2017年3月28日，华南海鲜市场的股权则变为余甜与余其泽平分。
华南海鲜股权变更信息 图 | 天眼查
值得注意的是，天眼查数据显示，这家水产批发市场于2018年1月9日又进行了经营范围变更，经营范围由只包含市场物业管理、停车场经营，变更为增加了水产品、初级农产品的批发兼零售，以及食品销售。
以“余祝生、余甜、余其泽”为核心成员的余氏家族已经将生意铺到食品、地产、金融等多个领域。余甜目前在12家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在20家公司担任股东，在18家公司担任高管，对34家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其弟余其泽目前在3家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在12家公司担任股东，在12家公司担任高管，对32家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
放权后的余祝生目前仅在1家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即武汉市华南混凝土供应中心，他曾经任职的7家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均已变更为余甜。赵红只在武汉华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厨具酒店用品批发市场分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一职，并且该公司已注销。
《新民周刊》记者逐一联系所有企业留下的手机号等，但均未获正面回应。记者也曾分别拨打赵红、余祝生手机号，并发送短信，但未获接听、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