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国明在手机上看到自己名字时，很气愤，也很不屑。
媒体的报道中，他的头衔是“乞讨团伙帮主”。任国明否认自己是帮主，他对新京报记者说，“我跟这些人关系都不好，他们谁听我的？都是因为利益才在一起。”
任国明目前处于监视居住阶段。2016年2月27日，任国明、陈宇辉、杨纪兰、张晓翠、王清滨等人，在浙江温州苍南县龙港镇泰安大酒店前，使用“拉红线”的方式，向办喜事的蔡金树讨要人民币150元，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
2018年4月18日，苍南县人民法院审理“乞讨团伙”以强行乞讨方式寻衅滋事案，该组织的3名成员杨纪兰、张晓翠、王清滨因寻衅滋事罪分别被判有期徒刑7个月、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任国明另案处理。
随着任国明被抓，这个在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红白喜事上乞讨多年的“乞讨团伙”彻底覆灭。新京报记者从苍南县人民检察院获悉，除上述3名已判决成员外，“乞讨团伙”剩余的8名骨干成员，1人死亡，2人取保候审，2人监视居住，另有3人在逃。
“都是因为利益才在一起”
2018年5月，任国明在手机上看到当地媒体对“乞讨团伙”的报道。他对媒体报道中称其为“帮主”表示不屑，“我跟这些人关系都不好，他们谁听我的？都是因为利益才在一起。”
乞讨团伙在当地知名度很高。本地一位市民告诉新京报记者，2016年以前，在龙港本地的婚礼中，遇不到乞讨反倒很少见，有时一场婚礼能遇到三四拨人。在当地一家彩票店，提起“乞讨团伙”，在座的5位市民均称，其在亲友的婚礼中均见识过“乞讨团伙”讨要红包。
2016年2月27日，任国明、陈宇辉等人，在浙江温州苍南县龙港镇泰安大酒店前乞讨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任国明落网，“乞讨团伙”覆灭的消息被当地媒体报道，帮主“任我行”浮出水面。苍南县法院告诉记者，“乞讨团伙”成立于2011年前后，以任国明为首，有固定成员11人。一审法官许明举透露，“乞讨团伙”成员中，包括年龄偏大、缺乏职业技能或身有疾病、残疾人员。
任国明及另一组织成员陈宇辉证实，在乞讨团伙形成前期，以“前帮主”李方辰为代表的本地派拥有绝对“权威”，其“手下人多、名气旺、熟悉风俗”。任国明回忆，在前期的乞讨活动中，他多跟随本地帮学习讨要手法。
任国明、陈宇辉等人均为外地人员，在“乞讨团伙”形成过程中，乞讨团伙中外地派与本地派的融合经历了长达数年的过程。
陈宇辉说，前帮主李方辰眼部、腿部皆有残疾，病逝后，本地派与外地派一定程度上实现合流，形成今天的“乞讨团伙”，任国明顺理成章成为“帮主”。苍南法院介绍，任国明成为“帮主”后拥有诸多“权力”。如有新人要加入乞讨团伙，需要任国明的同意；讨要的香烟，必须全部给任国明；讨要红包的数额，由任国明定，所有成员不可擅自更改。
虽然任国明对以上说法一一否认，但陈宇辉则证实，任国明在后期作为组织领导的说法毫无疑问，但并不拥有绝对权威。“有的人听他的，有的人也不理他。”
要得太“过火”
本地帮和外地帮没有融合之前，由于讨要红包“过火”，乞讨团伙遭遇了一次重大危机。任国明说，当时乞讨人员派系林立，相互之间没有默契，常会出现一场婚事“走马灯”式轮番上阵，讨要金额也有漫天要价的情况，连他都觉得要得太“过火”。
据都市快报报道，2012年5月2日，龙港一位市民在婚礼上先后遭遇6拨“乞讨团伙”成员乞讨后，愤而报警。此后，多位受害人将遭遇发布到微博上，引起大量受害人共鸣。时任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作出批示，要求公安和当地政府对这一恶意乞讨行为坚决打击，还百姓以安宁。
当年5月9日，在旧历属于“黄道吉日”，苍南警方根据日期特点，预判“乞讨团伙”会大规模出动。当天，苍南警方出动上百名警力，共抓获50多名“乞讨团伙”成员。这些人被处以治安处罚或警告。任国明因在家搭棚子躲过一劫。
本地帮和外地帮融合，让乞讨方式统一起来。办案民警透露，乞讨团伙组织化以后，虽然当地仍存其他乞讨团体，但都较为零散，无法与“乞讨团伙”相提并论。
2016年1月21日，苍南本地人杨益光在距龙港镇6公里的家中挂起气球、贴上喜字，准备迎接次日儿子的婚事。中午时分，一张10厘米见方的红纸，贴在了杨益光家一楼的门框上。
这张红纸附有手机号码。随红纸而来的，便是任国明。一审判决书显示，“乞讨团伙”成员任国明在苍南县宜山镇环城南路，向杨益光强行讨要人民币102元。杨益光回忆，任国明径直走到他家一楼的楼梯口，“我要是不拦着，他直接就上楼了。”
红纸就像“圣旨”，只要他贴了，别人看到就不会再要红包。办案民警说，红纸起到“立威”的作用，相当于行规：我要过了别人不可以再要，实际上是立山头、划地盘。
多年来，虽屡遭警方打击，乞讨团伙仍顽强生长。苍南警方透露，自2012年开始，当地警方多次组织对乞讨团伙进行打击，但因单个案值微小、当事人不配合、取证难等原因，一直无法对其成员进行刑事处罚。
帮主“任我行”
监视居住阶段，任国明仍住在龙港——一顶200多块钱买来的帆布棚子里。年逾6旬的任国明牙齿几乎全部脱落，双手不知因何疾病一直肿胀、颤抖，嘴角在说话时会流下口水，需要用手不停擦拭。放弃乞讨后，他做过很多职业，收废品、抬重物、在白事里做护工，甚至还捞过尸体。
“街坊都跟我说，你这下可厉害了，都上了新闻了。”任国明讨厌“乞讨团伙”这个称呼，“乞讨团伙这个名称很难听。在人们眼里，乞丐就是讨饭的，一来讨饭别人都厌恶，都要走。”
苍南县法院提供的资料显示，任国明今年57岁，安徽蒙城人，江湖人称“任我行”。因其在龙港已超过二十年时间，在乞讨团伙中有一定影响，被一致推选为“帮主”。
对于“帮主”之称，任国明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一口否认：“你看我像帮主吗？”但他承认，“任我行”这一绰号确实为自己所起，其目的是增加知名度，也方便在乞讨中隐藏自己的真实姓名。
任国明说，1998年，他花5块钱扒火车来到杭州，后因寻找同乡来到龙港。任国明称，至龙港初期，他曾在龙港供电所打过零工，因不能干重活，靠看守杂物挣一些零钱，但微薄的收入“连吃饭都困难”。当时，龙港婚礼上要红包的习俗已存在，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学着本地乞丐前去乞讨，逐渐成为“乞讨团伙”的一员。
乞讨套路
民警透露，“乞讨团伙”具体的发展脉络已很难考证，根据警方掌握的情况，乞讨团伙成员一开始发现婚礼讨红包有利可图，然后把老乡带进来，团队内部多为以老带新，延续下来。“在团队发展上，可能并没有主观意识去推动组织的发展壮大，只是人多了好要，他们就多吸收一些人，如果人太多阻碍了分赃，就会控制人数。”
苍南法院提供的材料显示，“乞讨团伙”每逢吉日，各成员在苍南县龙港镇等地寻找办红白喜事的家庭，分组进行乞讨，并规定不管红白喜事，红包一律开口要220元加两包中华香烟。如果不听安排，甚至可能遭到开除。每天所得红包会平均分配给成员。
遇到好日子，任国明会提前打电话通知其他成员，他们会在龙港街头逛，看到谁家门口挂气球，即可判断有婚事。或者在花店蹲守，看结婚用的气球送到哪里，确定好地点后，提前一天上门讨红包。此外，捡废品的人和三轮车夫也会提供线索，如果提供的主家线索没有被乞讨过，就可以领取10元奖金。
多位成员向新京报记者表示，虽然分组讨要避免了“大帮哄”的风险，但分组讨要中，常出现部分成员隐匿金额不上交的情况，这会立即遭到“帮规”的惩罚。任国明回忆，有一次他单独讨要来红包后未和其他成员分享，曾遭李方辰辱骂、殴打，“被打得在床上躺了两天。”
除分组乞讨，乞讨团伙在讨要手法与讨要金额上也有讲究。办案民警称，220元的红包金额是乞讨团伙经过长期总结得出的安全数值，既降低风险，又保留还价空间。
一审判决书称，讨要红包的方式为拦婚车、纠缠被害人、口头威胁。对此，任国明、陈宇辉一致称，乞讨团伙讨要红包从不采取强制手段。任国明说，“我多年来要红包从来未曾强迫别人，别人给我就拿着，不给我就走。”
虽然任国明一口否认，但陈宇辉曾亲眼见过任国明用拉红线的方式阻拦婚车，具体方法为，在婚车前拉一根红线，婚车即不敢通过。在当地习俗中，婚车如不加理会直接通过，则被视为“闯红线”，是十分不吉利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讨要红包多半会成功。
主审法官许明举表示，虽然主要成员均否认“强行讨要”，并将之归结为本地风俗，但“乞讨团伙”的行为早已超出这一界限。在“乞讨团伙”案件中，乞讨团伙成员主动讨要、明码标价的行为，均已超出传统风俗的界限，对公序良俗是一种损害。
任国明至今未婚，他偶尔和侄子在微信上聊天，侄子担心大伯即将面临的审判，“他跟我说，（劝我）这次进去要好好改造。”
（文中人物除许明举外，其余均为化名）
采写/新京报记者 卢通 发自浙江温州
